从概念变化看新中国变迁

   《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的作者是德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海贝勒和君特·舒耕德。前者现任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东亚研究所所长，后者为图宾根大学亚洲与东方研究院大中华研究项目主任。海贝勒在中国的名气更大一些，他精通汉语，还给自己起了中文名“王海“。早在1977年至1981年，他就来到中国，在北京周报社德文编辑部工作，亲身观察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此后，他仍频繁地到中国进行田野调查与学术交流。他的政治社会学著作《作为战略群体的企业家：中国私营企业家的社会与政治功能研究》和编著《凉山彝族企业家：社会和制度变迁的承载者》已有中文版。本书是两卷本的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该项目的主题是中国地方政府目前的制度变迁、参与与政治意识之间的演变关系，本书致力于城市研究，另一卷致力于农村研究。
    书中研究的出发点是国家如何通过保证经济发展、社会富裕和公共安全来促进社会稳定和政治合法性。这样的研究问题有一定的逻辑抽象，不过，有关乡村选举和城市业主维权的事件近年来已在大众媒体上越来越多地被报道，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形成了实实在在的勾连。作者在沈阳、重庆和深圳等城市的一些街道和社区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那些生动的实例更加表明，所谓“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都并非遥远的事情，它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透过一个个案例和故事，本书试图论证的一个关键的命题是：鉴于社区的建立、社会参与的扩大和选举的实行，一个从“群众”（作为政治概念）向“公民”（作为法律概念，包括民事公民权、政治公民权和社会公民权）过渡的渐进过程，已在中国城市范围内开始了。不过，这个判断只得到部分证实：目前的参与程度还很低，而且是有选择性的；人们的政治知识水平不高；效能感迄今只能体现在少数人身上。但是，如果有了进一步的选举实践和发达的公民意识的话，公民社会意义上的社区的潜力将是巨大的。从“和谐社会”的理念来看，要使社区成为“和谐社会”的胚细胞和对政府信任的起点，积极的参与、较高的生活质量、舒适的生活环境、活跃的协会生活和公民意识被视为关键性的因素。
    在新中国建立六十年的今天，本书亦有助于我们评估当前社会与政治改革的进程。本书是俞可平先生主编的“中国民主治理研究丛书”中的一册，他在“总序”中写道：“大量的政治改革都发生在治理领域……治理领域的改革一般不涉及政治框架，是在已有宪政制度下的工具性改革。但工具性改革必然要涉及政治制度，也同样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而且对于维护和增加公民的正当权益具有直接的意义。”在本书两位作者看来，当下的社区建设就是重新合法化的工具性改革。其关键在于，这种制度变迁不是在公民社会（不依赖于国家）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一种家长式国家的基础上，以及由国家进行的社会监督基础上进行的。目前已有学者指出，新中国六十年的政治变迁是从一个家长式国家转变为最高权力共治的国家。那么，若要进一步朝着民主法治国家的方向发展，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社区建设与公民意识的培育显然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我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思考“社区”的建设。一个是实体意义的制度结构的社区，一个是象征意义上的公民话语的社区。制度结构的社区建设必定是缓慢的渐进过程，而公民话语的社区则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即通过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与意见表达，提升人们的政治知识与效能感。也就是说，在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氛围中，作为多元的象征主体的公民逐渐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成为一个实质性的利益表达主体。若能如此，从“群众”到“公民”的转变或有更广泛和深厚的社会与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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