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全球化是“选择性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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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9-08-21 19: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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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对全球化是“选择性输入”

文/徐桂权

   郑永年先生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栏作家，他所撰写的时评眼光犀利、分析透彻。这种深度来源于他的学术功底：他是北京大学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曾出版过有关中国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专著13部，其中英文著作5部、中文著作8部。但是，郑先生的中文著作都在海外出版，国内读者难得一见。现在，这本由英文译回中文的《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得以出版，我们有机会更加深入地了解与分享郑先生的精彩观点。
    他在序言中写道：“从学术进步来说，中国转型已经为海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实验室；提炼自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很多理论框架和范畴都可以在此接受检验，或被证伪，或得到拓展充实。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转型现象，那么其说服力就成为问题。”
    从这个要求来看，本书确实对国家与全球化关系的领域做出了贡献。不少学者悲观地认为，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力，一些人甚至预言民族国家行将消亡。然而，本书指出,全球化会削弱还是增强国家权力取决于国家如何回应全球化。郑永年将中国应对全球化的策略称为“有选择的输入”，他发现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两个层面上都对自身进行了调整，表现出非凡的灵活性，由此，全球化在中国产生的更多是机遇而非危机。
    要理解这种“有选择的输入”，就必须将全球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联系起来进行观照。已有学者指出，与其说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如说“开放改革”来得贴切，因为在1970年代，开放政策是先于改革政策的，而且对外开放是国内改革思潮形成的一个前提条件；1992年以后，则更多地以开放来替代改革。本书也指出：“改革”和“开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改革开放的目标是把中国融入国际社会；逐渐地，国际接轨或全球化成了推动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力量。
    但是，中国拥抱全球化的过程决非一马平川。在1980年代，中央领导层围绕改革方向展开论争，但国家从全球化最初阶段中的获益使改革开放政策得以合法化。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新启动市场化改革，再次引发中国全球化的加速。在这两轮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国家合法性逐渐从意识形态合法性转向绩效合法性，本书具体考察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联系，民族主义既适应全球主义，又对全球化政策形成制约；在全球化过程中，领导人调整了中国的政治秩序，以适应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重建了国家官僚系统和经济制度，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培育新生市场经济；全球化不仅影响了国家，也影响了社会，不同社会力量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国家建构的过程。
    本书是一个实证研究，作者很少流露出个人的好恶，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作者冷静的分析中看出他对中国前途的忧虑。比如，本书认为19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的政治意义在于，两者分别获得了来自社会、经济不同力量的支持。在近来的时评中，郑永年进一步指出，中国目前的“百家思想”多是舶来品和意识形态化的激进言论，并且往往是为权势阶层说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权势的“有机知识分子”。
    “如果思想危机依然继续，改革就会很难突破禁区，很难找到突破点，这样看来，解放思想仍然是今天中国政治议程的第一要务。”而要“解放思想”，前提是对中国的问题与世界进步的趋势有深刻的洞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扎实的思想研究与喧嚣的争论拉开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