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罗莎·卢森堡的党报理想

文/文然（辽宁大学新闻系教授）

   在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关于党报的论述中，党报的单向传播特点一直贯穿着其全部历史。对此，只有刘少奇关于党报的“联系说”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力图打破党报的单一传播的根本属性。刘少奇这样说：“人民想和毛主席通通气，想和中央通通气，有所反映，有所要求，有所呼吁。他们不会写字，邮路不通，电报不通，见毛主席很难见到。这是没法子的事情，本来天天见面就好了，可是办不到，没法子。这就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给新华社，给各级党委，给党中央，给毛主席，这就联系起来了。”刘少奇提出的“联系说”是一种企图形成党报与社会双向传播的理想状态。对于刘少奇这种党报理念，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饥荒三年里，通过刘少奇对《人民日报》无奈的批评，说明了连他自己都对这种“联系说”的现实可行性产生了怀疑。
    从政党的历史考察，党报可能是一种理论宣传的工具，可能是一种组织传播的工具。在一个政党的始建之初，这个党通常要创办一种报刊来阐发它的政治理念。这时，党的报刊通常是一种理论报刊，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哲学报刊。当这个党具有一种成熟的组织结构的时候，统一认识和协调行动成为党的报刊增加的一个职责。“宣传员”又加上了“鼓动员”，甚至可能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党的“组织者”。
    党报的传播者自然是党。但属于党的哪一个范畴？在这里对党的理解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在党报的实践历史上，人们把党报中的“党”通常视为党的某一级的组织机构，甚至是党的个别领导人。这就出现了所谓的“机关报”的说法、“政治家办报”和“第一书记办报”的说法。
    对于这一做法，第一个理论上的质疑者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时候，卢森堡还关在德国的监狱里。她从报刊上获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在欢欣鼓舞之余，她着手写《论俄国革命》这一文章。尽管列宁和托洛斯基对卢森堡的文章颇有微词，但她还是探讨了党内组织传播的民主化问题，而这个问题却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党报讨论以深刻的启发。
    这个启发是：党报必须体现党的声音，它绝对不是一份社会化的报纸，但党报中的“党”不应该仅仅是党的某一层机构组织，更不应该仅仅是党的各级组织的某些领导者。党报中的党应当是全党这个组织的整体。党报是属于这个整体的、属于全党的，是全党民主声音的集中体现，特别是全党不同声音的发表论坛。它必须允许包括批评、质疑在内的不同意见的表达。也就是说，党报中的“党”是一种集体的概念，是一种民主气氛下的集体的概念。
    这本书使用了“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这两个很有说服力的概念。从卢森堡思想中概括的党报思想当然是一种理想化的“应然状态”。毛泽东的党报思想中有“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也是一种“应然状态”，刘少奇的“联系说”更是一种“应然状态”。而“实然状态”是“政治家办报”、“第一书记办报”下的当下现实。这样的“实然状态”在今天信息化和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自然会使党报走向僵化和窘境。
    面对党报的现实窘境，有人提出要把党报变成高级报纸，变成各级领导者、管理者、投资者、研究者、公务员、商人及专家的报纸。高级报纸的实践至今没有有说服力的成功先例；也有人主张要把党报变成大众化的报纸，大众化报纸成功的先例很多，如《广州日报》、《南京日报》等。
    我支持本书的观点，把党报变成纯粹的高级报纸或纯粹的大众化报纸都是以改变党报的根本属性为前提的。无论作为个体成功与否，无论它如何拥有更多的读者阅读或获得了更多的广告收益，把党报变成大众化报纸既不应该是党报的“实然状态”，也不应该是党报的“应然状态”。也就是说，党报绝不应该是一份《泰晤士报》或《大公报》，更不应该是一份商业化报纸。尽管，我们对这些报纸怀着同样的敬意。
    理论上说，党报的生存并不是没有其生路。人们提到大众传播的基本功能的时候通常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如下的功能：信息功能、宣传功能、文化功能、娱乐功能。党报的基本功能是宣传功能。它同承担其他功能的报纸一样，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社会需求。
    党报可以办好，可以让全社会更多的人去阅读和使用。但是这里边最关键的问题是，党报中的“党”和“报”的关系类似于“皮”与“毛”的关系——政党是“皮”，党报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党报现状的改变并不完全是新闻实践的内容，也不仅仅是党报媒体自身的责任，党报的生机如卢森堡所期望的那样：取决于党应该为其宣传媒体创造一个可以及时表达全党声音的，甚至是不同声音的、多元化的生机勃勃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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