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务实而理性的“奥巴马主义”

马晓霖

美国时间1月10日晚，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芝加哥发表告别演说，强调只要美国坚持宪法精神与原则，“伊斯兰国”武装就不可能获胜；只要美国是个一如既往而非满足于一个恐吓小邻居的大国，其影响力就让俄罗斯和中国无可匹敌……他同时对8年政治遗产做了简单回顾。这次声泪俱下的演讲，也给奥巴马时代画上一个句号。

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也是美国史上最年轻总统之一，奥巴马经历了冷战结束后美国最困难时期。他践行了“变革”的竞选主张，采取了一系列内政外交变革，试图帮助美国度过迟滞阶段性的实力衰落和影响力下降的艰局，而他有关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主张，被美国学者习惯性地称为“奥巴马主义”（Obama Doctrine）。奥巴马任期的结束，意味着“奥巴马主义”的实践告一段落，即将被更有个性的“特朗普主义”所替代。

“奥巴马主义”一词，最早由美国记者兼政治评论家詹姆斯·柯齐克提出。柯齐克于2007年8月在《普罗维登斯杂志》的一篇文章中针对奥巴马的竞选主张指出，“主张从伊拉克撤军意味着奥巴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减少人道主义干涉规模”。随着奥巴马一整套外交和战略政策的出台，政界和学界对“奥巴马主义”的内涵与外延评论不断增多，且褒贬不一，但大多认为，同以攻势战略为特征的“布什主义”相比，“奥巴马主义”呈现出鲜明的守势战略和温情主义色彩。

“奥巴马主义”的文明观和世界观——奥巴马承认世界的丰富、多元且复杂，主张不同文明和国家加强对话，相互尊重，彼此包容。奥巴马执政后，从意识形态领域淡化“布什主义”浓厚的基督教文明优越感和“美国中心”主义，着力改善与不同文明形态的战略关系。

首先，奥巴马积极向伊斯兰世界示好，缓和因“9·11”事件及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与伊斯兰世界面临的紧张关系。他在2010年开罗大学的著名演讲中，提出永远不与伊斯兰文明为敌，表达对伊斯兰文明的敬意和欣赏，提出“彼此倾听，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和寻求共识”。在恐怖主义引发抹黑伊斯兰形象的舆论浪潮中，奥巴马坚持拒绝将少数人的极端和恐怖主义行为与特定宗教和民族挂钩，努力构建最广泛的反恐共识和统一战线。

其次，奥巴马主张尊重不同国家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多次主动向历史宿敌伊朗伸出橄榄枝，甚至承认美国做过伤害伊朗并对双边长期对立负有责任，这为其后美伊历史性初步和解奠定了基础。奥巴马还摒弃长期恩怨和意识形态成见，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古巴完成复交。8年间，尽管美国对中国遏制和摩擦的力度超过克林顿和布什两任总统，但奥巴马一直与中国保持稳定而连贯的战略、经济和人文对话，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三，奥巴马放弃“布什主义”追求的“民主化改造”世界工程，承认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先决条件，以务实态度正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现状，不再大张旗鼓对外输出价值观，停止或减少不择手段追求变更他国政权的传统做法，甚至公开在联大强调推进民主进程已不再是美国核心价值。

“奥巴马主义”的国际观和战争观——与“布什主义”奉行的单边政策、强权思维和黩武主义不同，奥巴马承认美国实力已严重下降，对国际事务的控制和影响也有心无力，积极倡导多边合作和集体行动，重视发挥软实力和巧实力的作用，摒弃“先发制人”战略和“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臆想，量入为出地处理国际问题，尽量管控危机而非奢望解决危机，声称美国的锤子即便强大，也不能把所有问题当做钉子。

8年间，奥巴马努力发挥联合国、北约和欧盟等国际和区域组织的作用，重视G8、APEC和G20等多边平台，借助多边机制和磋商，合力解决热点和难点问题。奥巴马也注重顺应多极化趋势，即鼓励英法德日澳等传统盟友多做贡献，也给俄罗斯、伊朗等战略对手让渡角色空间，避免美国单打独斗。

与好战的小布什及其团队相比，奥巴马反战、不战、少战、避战和慎战的外交特点非常突出，努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避免陷入新的军事冲突。即使在过去5年中组织和领导中东反恐战争，奥巴马仅做了有限甚至象征性投入，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主导战事而重蹈覆辙，避免对美国实力和国际信用的进一步透支。

奥巴马的战略观和策略观——奥巴马认识到美国已无力一手遮天，也不能再四面出击，到处树敌。8年间奥巴马推行全面收缩、重点防御的转型期全球战略，聚焦于迟滞中国崛起，防止俄罗斯复兴，遏制宗教激进思潮扩散和应对互联网革命。他与此相配套的策略也清晰可见：坚定推进“亚太再平衡”，倡导海空一体战，依靠军事重心转移、支持地区盟国对抗中国；支持北约和欧盟东扩以消耗俄罗斯实力；对伊朗等中东什叶派力量松绑以抵消逊尼派阵营激进或极端思潮勃兴；组建网络部队并加大网络战争投入来保持美国在虚拟空间的绝对优势。奥巴马执政后期，日益明显地重拾“离岸平衡”政策传统，以借力打力、以敌制敌的方式降低美国成本，维持核心利益。

“奥巴马主义”的义利观和发展观——奥巴马有着不同于“布什主义”的义利观和发展观。他既坚持维护美国的独特地位和领导作用，强调美国的权利和发展，也恪守美国对世界所承担的道义责任和国际义务，强调道德的价值和示范意义，继续高扬国际主义。

奥巴马上台伊始就宣示要做和平总统，也一直在努力避免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手段维持美国独大。他首次提出建设无核世界，推动世界核峰会召开，并在伊朗核问题上捐弃前嫌推动危机获得突破。他推动美国做出减排承诺，促成巴黎气候协议签署，给发达国家做出积极表率。奥巴马曾发誓关闭关塔那摩监狱，期待杜绝黑狱和酷刑，只是由于国会再三阻挠而未得善终。奥巴马倡导族裔和性别平等，甚至对投奔美国的移民也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都体现了不同寻常的义利观和发展观。

作为经济和贸易全球化进程的积极推进者，奥巴马主张全球均衡发展，努力消除贫富差距，杜绝产生失败情绪、激进思潮和暴力主义的土壤。他任内着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固然有不甘心发达经济体衰落，新兴经济体挤占贸易份额与利润，固然有想继续占领经贸规则塑造权之意愿，但其中包含的更高标准的人权标准、知识产权意识和环保条件，都是值得称道的价值追求和责任体现。

“奥巴马主义”曾被美国国内强硬派广泛诟病，认为是退缩、让步和软弱表现。追求美国更强大、更少承担国际责任但同时风格更硬朗的特朗普上台后，显然不会简单地继承“奥巴马主义”，而是会在总体保持收缩态势前提下，在某些方面有所回摆，这也意味着后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对世界而言，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

（作者为博联社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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