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风暴眼中的三中全会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国内思想的统一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那个时候，国内问题是首要问题，国际社会离我们还很远；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快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特区效应带动下，沿海城市开始开放，那个时候，国际社会对我们来说是窗户外的风景。
    三中全会往往是一个中国发展史的坐标。原因是每一次召开时，参会者都要解决当时的种种难题和挑战。每一次，中国都战胜了考验。十七届三中全会同样如此。在会议举行期间，世界金融危机越演越烈。美国三大股市进入10月以来就直冲而下，没有障碍地向2002年的点位滑落，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同感寒意。在欧洲，冰岛破产，成为第一个金融体系崩溃的骨牌，英国、西班牙、比利时等“老欧洲”国家危机四起，新兴经济体俄罗斯股市迅速下跌了六成。在亚太，日本股市上周五开盘就跌去10%，澳元兑美元贬值超过20%，韩元兑美元的汇率一度跌至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水平。从美国到欧盟，各经济体拿出了史无前例的救市措施，但是，至少现在没有产生效应。照本报总编辑水皮的话说，全球市场仍然处在金融危机可能转为经济危机的恐慌中，处在机构信用破产后国家信用能否守住最后一道防线的疑惑中。
    第一次，三中全会的议程当中，既有国内的经济发展问题，又有国际经济的风险问题。在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政策方向确立后，研究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一定是三中全会的另一项重要议程。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将既体现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入改革中，也体现在最具国际视野这一变化中。
    实际上，这一变化是中国从经济上已经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全球市场中权重越来越大的一个侧面反映，就像三中全会这一历史性符号中浓缩了的时代图景。
    现在的图景是什么？是国际金融体系因为过度市场化而面临崩溃，并直接威胁到全球实体经济。这是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周期以来的最大考验。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不可能在这场危机中独善其身。发达的制造业形成的庞大产能，很可能因为全球生产和消费需求能力的大幅下降而受牵连。这种伤害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需要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这场全球经济的拯救行动当中。从美国到澳大利亚，从IMF到G7成员，都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于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仍可挺立的中国。西方媒体说，9月国际金融市场的疯狂，是中国统治世界的开始。
    中国不想统治世界。但是这场80年一遇的大危机，对于中国不仅是危险，也是机遇。在诸多具有全球视野的大国中，目前只有中国具备转化危机的条件。其一，中国金融体系的有限开放特征帮助中国回避了大部分冲击，中国的经济命脉仍然比较健康。其二，作为全球经济链条中比较低端的一方，中国产品的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更有保障。低端产品的刚性需求要远远超过高端产品。其三，经济高速发展为中国带来了足够的资本，多到不仅可以防御外部冲击，而且可以帮助其他贸易伙伴。其四，如果在国际金融市场没有更大的话语权，只要美元体系没有解体，中国经济就始终受制于人，始终不能摆脱美元体系的制约。
     十七届三中全会是最具国际视野的一次三中全会，也应该是今后中国经济政策考量纳入国际因素的开始。形势发展到现在，建立于国内情况基础上的经济政策已经很难再为经济发展提供最大动力，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将导致政策面的左右为难和经济界的左右为难，政策的制定总是刺激－反应式的防备型，而不是主动积极的进攻型。经济历史的发展表明，总是那些进攻型的政策模式而不是那些被动防备型的政策模式，能抓住那些不期而至的历史机遇。
    中国的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利润增长模式已经发育到了最高峰。在今后，继续依赖同样模式保持必须的经济增长已经很难。中国需要从产品经济向更高层次过渡，需要实现大面积的经济升级，这就必须在经济升级前实现政策升级。这应是三中全会的题中之义。
    经济政策更加国际化，就必须对国际经济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多的是制度经济学家，少的是市场专家，特别是既懂国际又懂国内的专家。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最大收获，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与发达国家更高级别经济合作的机会，二是对之前西方经济思想迷信的破除。在当下，这两个方面应当是我们应对危机，提高经济政策水平最先要做的事。

华夏时报订阅电话
北京(010-59250200)  (010-59250001) 上海(021)52890785  深圳(0755)81197099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局订阅电话：11185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