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28年六幕剧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官建益 宁国强
光阴荏苒，一切恍惚又在昨日。伴随30年改革开放，搜寻中国资本市场的足迹，仍然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启示：
为什么中国资本市场是28年而不是18年？联办如何规划中国资本市场，证券交易所缘何改道沪深？
暴涨暴跌的岁月成就了多少财富传奇，埋葬了多少暴富新贵？“8·1三不政策”因何出台，“5·19”狂飙给我们何种启示？
庄家时代和基金黑幕让吴老愤世疾言：连赌场都不如；许小年一语成谶，股市重回千点，难道只是简单的巧合？
股权分置李振宁支招，股改狂飙站上6000点；股改后遗症爆发，美国金融危机推波助澜，股市飞流直下4000点，水皮有话要说……
每一次拯救均来源于改革，每一次改革都留下遗憾，28年后的中国资本市场将走向何方？
首幕：
股份制经济萌芽
谁是股票NO.1
如果把股票的发行称为一级市场，发行上市后的交易称为二级市场的话，新中国成立后的股票一级市场从1980年就已经开始。这一点从媒体采访前中国证监会规划委主任李青原的谈话中可以得到佐证，她说：“中国证券市场20多年就走完了人家100多年的道路。”而作为我国股份制经济的鼻祖，厉以宁教授更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了股份制发展的理论。
1980年的7月，成都没有往年炎热。但6月成立的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却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希望市委市政府批准发行股票。现在看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当时可是让领导犯难，因为股票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几经踌躇，最后决定按面值向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发行股票。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是股票，但所有者还是公有制经济实体。
这家公司经过28年的演化几经更名，目前的名字为舒卡股份，公司证券代表崔益民向记者证实，“当时发行的确实是股票，而不是传说中的股金证或者股权证，面额为10000元整”，他还向记者描述了股票的形状以及书写股票二字的位置。1992年，当时在成都市级机关工作的记者在参观当时已经更名为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总部时，还曾经看到过当时发行的股票存样，与崔益民描述的股票状态相仿。记者通过成都的朋友也查到了这家股份公司是1980年6月经成都市政府成府发（1980）69号文批准设立的，股份制经济从那个时候开始萌芽，应该是不存在争议的。
与成都发行第一张股票存在争议的是深圳的宝安集团，公司的网页首页介绍说，集团是一家综合类股份制集团公司，成立于1983年7月，曾连创“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等多项新中国第一。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股份制经济的萌芽环境远优于内地的成都，如果不是常发奇想的成都人悄悄领了先，也许这个第一真的应该属于深圳。非常凑巧的是，记者1989年底出差深圳时，也曾小炒过一把宝安的股票，当时赚得的200元成为记者与股票结下不解之缘的开始。而此时的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的股票还被锁在各个购买者单位的铁皮保险柜里。宝安人把自己的股票称为NO.1，可能压根就不知道成都压箱底的股票，可能是与被多数人称为中国第一股的飞乐音响相比。
飞乐音响股票的第一股来历是一位伟人点化的，1986年新华社发布消息：“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了以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为团长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在接受客人赠送给他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和证券样后，将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回赠给客人。”“中国证监会的首任主席刘鸿儒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邓小平回赠的是新中国首批公开发行的股票之一的‘小飞乐’股票。”由于这张股票的特殊历史意义，在后来多数的文献中把飞乐音响称为新中国第一张股票。
追溯这张股票的来历发现，吃螃蟹者是1984年接任上海电声总厂厂长的秦其斌。经秦申请，1984年11月，央行上海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发行1万股面值50元的股票。
实际上，争论谁是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意义在于，股份制经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后的80年代初即开始萌芽，改革开放为股份制经济的诞生创造了基础条件，而作为股份制经济信物的股票，也成为了股份制经济萌芽的最好物证。四川省股份制问题的专家、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周友苏如是评价。
第二幕：
联办设想震惊中南海
北京新定位交易所改道沪深
从80年代初期开始，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还涌现出深发展、深安达等股份公司，在上海涌现出延中实业、爱使股份等“老八股”。内地四川，一心要打破盆地意识的四川人，也先后发展了四川盐化、四川金路等公众公司，股份制经济的发展以及大量股票的发行，已经在催生股票交易全国性市场的诞生，而这些股票的交易此前都是通过协议转让或者在地摊上进行。
1986年9月26日，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正式开张。一个不到10平米的小场所，却是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没有微机，靠的是手写交易价格，只有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种股票，每天的成交量不过几笔到数十笔不等。其后深圳也出现了这样的证券交易柜台，情况也差不多。
如何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作出全面规划和布局，成为80年代末期的重要任务。当时中央政府中，了解股份制的不多，要作出一个中长期的规划更是困难。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一批从海外归来、拥有证券从业经历的年轻人身上。这批人包括高西庆、王波明、李青原、谢思敏等，就是这批改革开放后走出去又回归的人，促成了中国证券市场雏形的形成。
王波明，现任中国证券市场规划设计中心（以下简称联办）总干事，时过20年后撰文写道：1988年3月，他与高西庆、王巍三人共同起草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央行综合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会同周小川、高西庆和王波明等八人写成《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设想》。这部设想后来被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白皮书”。
这样的建议和设想很快传递到中南海，新思想在中央高层形成震动。同年11月在获得中央领导首肯后，中国资本市场的萌芽终于修成正果。1989年3月15日，中信、光大、中创等9家机构，每家机构出资50万元，设立联办。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成为设立联办的初衷。随后的一场政治风波搁置了这样的设想，北京被定位为政治文化的中心，中国资本市场的主战场被确定在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分别开张，而联办只是主办单位之一，让联办人多少有些遗憾。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
第三幕：
疯狂岁月百万富翁生而复死
“三不”政策拯救危难于水火
交易所成立以后，证券交易主要是在上海和深圳两地进行，即使拥有几十家公众公司的四川，当时也没有一家证券交易营业部。但是改革开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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