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与汤显祖代表的不同文化现实

■吴言

今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英国文化协会从2016年年初就开启了“永恒的莎士比亚”纪念活动，今年也是汤显祖逝世400周年，有人把汤显祖比作东方的“莎士比亚”，中国方面也希望以纪念汤显祖来重启中西文化对话。但了解莎士比亚戏剧的人都知道，两人虽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但两人所代表的文化成就却没有可比性，一个是全球性的文化符号、一个却是中国古典戏剧作家，这里除了文化差异外，与当时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也不无关系。

有人把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归因于他不像汤显祖出身于书香门第，因此不受功名所累。事实上英格兰自12世纪就签订了《大宪章》，自由的观念已经辐射至凡夫俗子，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已得到大力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伴生的文化批判与戏剧消遣开始兴盛，即或是作为一个手套匠的儿子，莎士比亚也可以到伦敦自由谋生，并把戏剧创作作为职业，最后通过写作成为显贵。

汤显祖比莎士比亚早出生14年，也就是万历年间，当时中国正处于封建专制极权时期，政治与文化都十分压抑，尽管汤显祖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他们却无法以文学跻身于高等级阶层，只能报考功名走仕途，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国家，今天也如此。

据《明史》记载，由于汤显祖写文章得罪了张居正，他很晚才中进士，后在太常寺任礼部主事，又因向万历建言开罪了皇上，被贬，做了几年小县官，他不甘寂寞想回京城，结果丢了官，在家蜗居20年创作了轰动京华的《牡丹亭》，写作不是他的志向，他总想再次出仕，因此一生只写了5部戏剧，比之莎士比亚的海量作品，他算是“惜笔如金”。加之中国读书人都认同“家天下”这样的秩序观，他们就会把“做官”当做最高理想，从而维护这样的权力结构，他们不会去反思权力本身，只会逃逸到诗意与远方中，所以他们寄情山水或者以唯美爱情来逃避现实纠缠。但接受了资本主义与启蒙思想的莎士比亚就把反思权力、嘲笑欲望、探讨善恶、呼唤人性回归作为了他的创作主题，这就是不同的文化追求与政治背景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戏剧成就和价值观。

“良辰美景奈何天”，读到《惊梦》中杜丽娘魂兮归来的感慨，很多“思春”的人都会垂泪，其实这也是文人的“自爱自怜”，希望通过女人的爱情来救赎仕途的不得志或者对现实的不满。汤显祖应该是“穿越文学”的鼻祖，他炮制了一个绝色美人的忠贞神话，她在睡梦中看见书生持半枝垂柳前来求爱，便开始怀春、思春，甚至一病不起，进而以死相随，书生赶考途中与美人相遇，从此穿越到鬼蜮世界与美人相交，并挣脱人间阻挠，两人成就爱情佳话。这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为何一再在戏台上上演，这就反映了我们的臣民文化与“男人中心主义”思想：“一眼定终生、生死相随”，这完全是男人对女人单方面要求的忠、义，而男人却可以超越男女忠义，以便追寻中国文化的大义，即对帝王、国家、主义的效忠。

同样是根据历史题材、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创作的戏剧《哈姆雷特》、《麦克白》等，莎士比亚的戏剧却更具张力，它能穿透时间、地域，成为对人性的拷问和对人间善恶与普遍正义的思考，这就具有不同的意义。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就是哈姆雷特带给我们的思考，是活下去还是去死，去反抗命运的不公还是屈从于命运，显然莎士比亚让他的主人公选择了正义，他们要么去反抗，要么去复仇，但复仇并不是最高的善，复仇也会带来对自身的伤害。

《麦克白》则是对绝对权力与欲望的反思，麦克白是一位英雄，但因为被权力欲望的引诱而一步步走向毁灭。他谋杀了君王，然后又杀死了他的权臣，最后在人性的拷问下走向癫狂。莎士比亚的戏剧历经400多年依旧被人推崇，就在于他透过历史正视了我们的生存、人性的黑暗与残酷现实，所以他的戏剧是近现代的，而不是古典浪漫主义戏剧，尽管充满了英雄正义与复仇，但对善恶、人性的批判要超过他对理想、秩序、爱情等抽象事物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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