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屈服于愚蠢”

■吴言

    当地时间1月7日，法国漫画杂志《查理周刊》突遭恐怖分子持枪袭击，造成12人死亡，11人受伤。1月12日，巴黎举行了几百万人的反恐怖主义游行，欧美众多媒体也转载了《查理周刊》出事前一期漫画，旨在表达对“言论自由”的守护与捍卫，但也有美国媒体出于恐惧主动屏蔽了所转载漫画，言论与自由的边界再次引发知识界的讨论，是该屈服于传统规范还是该拓展表达空间也引起了部分艺术家深思。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是否会陷入一种“自我审查”中，从而给暴力制造借口。

我们不是象征主义

    在一个现代化的国际都市，一家漫画杂志社编辑与漫画家面临着行刑式的集体处决，这样的画面或许会在中世纪的电影里看到，但它就发生在2015年新年之初，它自然会被解读为一个隐喻，或者一种象征。而《查理周刊》的办刊理念就是要用法式幽默与漫画的方式来与一切“集权、独裁与极端主义”宣战，所以它反对任何政治的、宗教的，包括个人的极端行为与愚蠢观念，而这些成员又死于这种“极端行为”，他们几乎是不证自明让人觉得我们未来的威胁不是什么政治而是恐怖主义。

    所以“我是查理”很快成为了一句口号，也成了一面宣扬保护言论自由、抵制恐怖主义的旗帜。被杀死的“查理”编辑、漫画家成为反恐怖主义、反暴力的英雄，这可能是该杂志社成员始料未及的，《查理周刊》的一位幸存下来的漫画家Luz，在恐袭事件发生之后接受法媒les in rocks采访时认为，他们只是想画一些迪斯尼那样的东西，只是想挑战我们生活的偏见与禁忌，并不想成为一种象征主义，如今他们却成了象征主义。

    联系到《查理周刊》出事前登载的一期“屈服”，这种隐忧或者说是小说家对欧洲衰落的暗示正反映了我们的现实，我们是要屈服于这种“暴力”的威胁还是要去改变我们的世俗文化，这其实不是亨廷顿所认为的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

    诺奖作家奈保尔在《信仰的国度》里，采访了伊朗、巴基斯坦、印尼等众多国家的信徒，之中有激进的宗教领袖，也有大量年轻的信徒，这些人极力想回到伊斯兰的传统规范中，多是想寻找一种文化的安全感，贫穷、落后，不愿意接受现代文化与科技技能，自然难以融入城市与现代生活，他们重建伊斯兰社区、试图回到7世纪前的经文典章与规范中，同时想让其他的人归顺，这自然会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而欧洲的“尊重文化差异论”也使得法国的伊斯兰移民无法认同当地人的世俗化生活，这就会为极端恐怖分子达到自身目的提供借口。是保持现状还是要让艺术的触角伸入到伊斯兰文化的内部，把不同的族群吸引到公共平台讨论，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对方的差异与不同，这些已成为近段时期欧洲知识分子讨论的话题。

    漫画家Luz与另外几位遇难的漫画家他们都是“世俗文化”的守护者，也是天生的左派，他们身上流淌着启蒙主义的血液，也就是伏尔泰的“启蒙思想”与言论自由：“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如果不同的文化、观点，不能在一个平台讨论，民主社会与自由世界就会大打折扣，所以面对恐怖分子多次对《查理周刊》所发有关穆罕默德漫画的威胁，《查理周刊》并没有屈服，也没有像小说《屈服》所设想的2022年，法国变成伊朗，所有女人都戴上面纱，生活在《古兰经》的行为规范中。

言论的边界

    是屈服于恐惧，还是继续与恐惧做斗争，当考验《查理周刊》的幸存者，所幸他们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新的一期已经筹备完成，将出版“幸存者专刊”以缅怀死者，同时将告诉外界《查理周刊》没有死，而是拥有了更多的支持者，从发行几万册一下子将跃升到百万册。

    漫画家Luz在接受采访中也说：“我们不能屈服于恐惧，更不能屈服于愚蠢，我们更不是用死亡的方式来成为英雄。”

    不过，依然有媒体把他们解读为反抗的英雄或者是傻瓜，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他们用漫画的方式触犯了禁区，所以最后遭致了杀身之祸。

    这也是“世俗文化”与技术理性带来的后果，所有的严肃和死亡很快就会被消费、消解，《查理周刊》也一样，这也是Luz的隐忧，当短暂的悲痛后，很多人就会加入对《查理周刊》及这些死亡漫画家的消费中，并发出各种质疑，而明显让他不能接受的就是有些媒体关于其死亡因果的解读，觉得他们是不是刊登了有关“侮辱”穆罕默德的漫画，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冲突？

    为极端分子寻找借口，或许可以减少自身的恐惧，但决不会阻止恐怖分子的暴力行为，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理由，他们也会编造另一个理由，因为《查理周刊》从来不是反伊斯兰文化和穆罕默德而是反对极端宗教行为和原教旨主义，在Luz看来，这些极端分子其实早就背弃了他们的信仰，他们也根本不了解经文，不过是找到了让人屈服和恐惧的武器，这就是他们的目的，用编造的美丽谎言和观念杀人。《查理周刊》另一位幸存下来的编辑说，我们不能屈服于愚蠢，就是这个原因。

拉什迪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吗？

    “查理事件”并不是一个开始，它其实是一次升级，也可能会是未来类似事件的预演。

    早在1988年，英国作家拉什迪因出版《撒旦诗篇》，就遭到了伊斯兰世界的抵制，出版社被要求禁止出版类似的书，后拉什迪因拒绝道歉遭到死亡威胁，进而遭到伊朗一个国家的死亡通缉。

    用一个国家的宗教法律来剥夺一个作家的生命这也是开了一个历史的先例，随后很少有出版商敢于出版《撒旦诗篇》。

    拉什迪其他的小说甚至也遭到了很多出版商的拒绝，他的《羞耻》直到2009年才有中译本。

    小说《羞耻》同样涉及到伊斯兰文化与巴基斯坦的历史与现实，拉什迪文笔绚烂，他企图展示一个东方国家的文化瑰丽，但现实的贫困和落后，甚至被抛弃在现代文明之外的失落，在他看来，造成巴基斯坦封闭落后的原因不仅有文化的桎梏，还有宗教对妇女的禁锢，而拉什迪批判最多的还是集权主义与军政权上台对这个国家的破坏与蹂躏，作为巴裔英国人，拉什迪穿越在两种文明之间，他对现代制度与技术对一个国家的改变有深刻的认识，这种用一种文明去透视另一种文明，试图唤醒心灵自由的做法肯定会触犯传统文化的禁忌。　　

    《查理周刊》几次被焚烧、多次被告上法庭，《查理周刊》因受法国“言论自由法”保护，最后可以继续向极端行为开战。假设我们屈服于这些要求，修改“言论自由”，如部分知识分子所赞同的，设定“言论自由法”的边界，让新闻与艺术不再涉及民族文化禁区或宗教文化的严酷教义，那我们自然会进入“自我审查”中，那我们的世界是会变得更美好还是更封闭呢？这样，人人也就没有自由可言。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