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破生活虚幻的泡沫 后崔健时代的摇滚音乐生态

王晓华

上世纪80年代，摇滚乐的兴起始终伴随着个性解放的冲动。当崔健愤怒、嘶哑、不羁的歌声刺入国人的内心，我们肉身深处的激情开始蓬勃生长。在极乐和痛感交织的时刻，听众欣喜若狂地参与一个神圣的仪式，对自由的信仰升格为新的宗教。

　　　 随着时光流逝，记忆会变得模糊，但当年的激情仍积淀于灵魂深处。正因为如此，启蒙叙事的中断至今仍让吾等亲历者痛入骨髓：进入90年代以后，解放的冲动让位于妥协的意志，犬儒主义者纷纷登场亮相，摇滚英雄的背影则渐行渐远。在这种荒诞的情境中，一个大写的问号时隐时现：摇滚精神是否会就此彻底消亡了，浅度感伤和心灵鸡汤将永远成为音乐的主导内容吗？

　　　 此刻，2015年末，当我们置身在“今天主义音乐”营造的精神天空时，答案清晰得就像阳光下的鹅卵石：

　　　　走，脚步交给路，心里的石头全部放下

　　　　天堂和地狱带在身旁，我们瞧不起那些停滞不前的人

　　　　走，石头在路面上砸出伤口，砸出存在过的痕迹

　　　　走，在这黑夜来临之前离开，天空还给蔚蓝，过去还给沉默

　　　　我们一点儿也不会感到痛苦，无病呻吟全都应该他妈见鬼去

在向奕澎、大海这首名为《我们来了》的歌曲中，后崔健时代的摇滚人发表了自己的行动宣言：即便资本和权力已经联姻，就算道路始终崎岖不平，“我们”同样会“和现实死缠烂打”。像当年的崔健一样，这些歌者将继续“迎着风向前”。固执，倔强，张狂，拒绝妥协，永不言败，这种风格使我想起了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甚至在生活的最不可思议的问题上仍对生活表示肯定，生活的意志甚至在它的最高类型遭到牺牲时也对自己无穷无尽的力量感到欢欣，这就是我称之为酒神精神的东西。”

　　　 从80年代摇滚的勃兴到现在，时间跨度并不算很大，但音乐人的处境已经今非昔比：启蒙尚未完成，前现代精神仍然大行其道，权力的强势介入改变了艺术的格局，商业帝国又开始攻城略地。现在，“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主流文化的压迫，更有资本的诱惑和嘲讽。在你认真求索之际，大众可能如退潮般遁向远处，坚守时常意味着凄凉。如果说当年的摇滚教父可以登高一呼而应者云集，那么，这种盛况早已是永远的追忆：愤怒不再是主导性情绪，抵抗被视为落伍之举，顺应世道才够时髦。于是，“有人在炫耀自己的黄金万两，有人沉溺于灯红酒绿，有人在树贞洁牌坊，有人进入漫长的冬眠。”由于这种全新的处境，此前的主义大多已经失效；试图直接从中导出实践法则，无异于效忠僵硬的教条。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主义”是个恰当的命名。它既表达了走向未来的决心，又展示了脚踏实地的行动策略：所有个体都是此在，你我只能活在当下；除了此刻确凿的存在感，没有什么绝对可靠；你必须亲自赋予世界以意义，只能投身于自我探寻的实践。于是，只有直面现实，才能走向未来。在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这种坚定支撑着一度气息奄奄的摇滚精神。毫无疑问，多年之后，子孙们会虔诚地感谢他们。然而，此刻，在21世纪的第2个10年，如此执着却意味着艰难：“我们一无所有，两手空空，可唯独不缺的就是梦想。”（《我们来了》）老实说，倾听到他们的音乐告白时，我本能地想起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其是其中被广为传诵的台词：“此刻，我们就是人类，人类就是我们。”恰如剧中的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这些“在路上”的“行为音乐人”主要装备就是理想主义情怀和酒神精神。看似一无所有，但他们却有使命在身：作为中国摇滚人的缩影，正大光明地弘扬自由的情怀，延续启蒙叙事的精神血脉。对于他们而言，“一无所有”既是命运的诅咒，更是希望女神的恩赐。正因为没有名利的重负，他们不必像后期崔健般跋前踬后，反倒可以维持自由无羁的身姿，尽情地“迎着风向前”，体验自我决定的快乐：当你想歌唱自由时，解放的声音就从你的嘴中涌向世界；还有什么比这更激动人心的吗？

　　 　然而，前行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向前奔跑。相反，今天主义的路途上充满障碍。其中，不少路障出自音乐人自己。在大国崛起的宏大背景中，部分摇滚人审时度势而华丽转身，开始歌吟亢奋的民族主义情绪，烹制各种类型的心灵鸡汤。其中佼佼者早已登上神坛，倍享荣华。然而，当手臂如森林般在他们面前升起之际，摇滚精神早就气若游丝。在这种情况下，扫除伪摇滚和相应的时代病症绝非易事。仅有酒神精神远远不够，更需要锋利的手术刀。如果严肃的解构不能立刻奏效，冷嘲热讽也是不错的选择。这正是“行为音乐人”的行动策略。在他们倡导的今天主义音乐中，《中国梦》可谓振聋发聩之作。它正话反说，插科打诨，讽刺了某些高烧、僭妄、癫狂而又低于时代水准的人们：

　　　　征服天下 如果你他妈还是个男人

　　　　我就要当一回皇帝 穿谎言编织的新衣

　　　　并且坚持堕落 恶狠狠地鄙视生活

此话尖锐至极。它如针般刺向正在膨胀的气泡。当它五颜六色的表面破灭之后，浅薄与守旧暴露无遗：隐藏在国家话语之下，男性中心论、帝王梦、流氓精神沉渣泛起，意欲混入驶向未来的高铁、航空梦、宇宙飞船，最终使“时光倒流”。毫无疑问，这是丑恶的逆行。它大受欢迎，反衬出某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为了揭下后者的伪装，他们动用了夸张的反讽术，甚至表现得像王朔般“一点正经都没有”。在绘声绘色的戏仿中，“今天主义”音乐形成了亦庄亦谐的艺术风格。与崔健式的直来直去不同，他们无疑掌握了更复杂的解构技艺，既可以如庖丁解牛般剖析灵魂的病灶，又擅长正话反说。在他们的作品中，政治性词汇、商业用语、文学性的隐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貌似光怪陆离的音乐万花筒，洋溢着浓郁的后现代主义气息。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此举可能会摧毁他们的旧梦：虚构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念念不忘旧神的恩典，岂不正是他们苟活下去的理由吗？他们焉能不对今天主义者心怀怨恨？然而，这或许正是今天主义者追求的“残酷”：只有刺破虚幻的气泡，现实才能显露其真容，个体方会成长为自己生命的顶梁柱。正是由于这种坚决，肇始于70-80年代的摇滚精神被延续下来。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功绩。

　　　 与崔健一样，向奕澎、大海也是红旗下的蛋。不同的是，出生于60年代末的他们仅仅赶上了红色叙事的尾声。虽然其音乐也“充满理想主义和怀旧”，但其歌声摆脱了红色叙事的余音。如果说崔健还会把“南泥湾”浪漫化，那么，他们只歌颂属于“今天”的意象：“你的眉毛像弯月/你的夜空像天堂/你的眼睛像希望/你的手指像方向/你的乳房像温床/你的叹息像迷茫/你的疼痛像坚强/你的未来像太阳。”在这首名为《黑美人》的歌中，她同时“像”弯月和太阳、迷茫和坚强、天堂和希望、温床和方向。这是理想的化身，但绝不属于过去。对她的爱意味着此刻的增值。它通向他人，但抵达的却是自己。由这种全新的抒情风格，今天主义展示了一种新的摇滚精神：更忧郁和感伤(意识到了人在复杂情境中的孤独)，但又更坚定和决绝(不再留恋乌托邦)；既不拒绝诗意，又不回避世界的模糊、混乱、冷漠、陌生、僵硬、荒诞。倘若坚持这种风格，中国摇滚乐或许会登上前所未有的高处。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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