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三农”发展助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编者按
机构多、网点多、人员多一度成为中国农业银行的经营劣势,但是在股改之后却成为竞争的优势,成为最具竞争力的销售渠道,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中国农业银行真的能成为中国最大的零售银行吗?5月7日,本报总编辑水皮就此话题和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进行了对话,据实披露,以飨读者。
农行对战投很有吸引力
水皮:中国股市回暖之后,IPO重启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在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农行的股份制改造时间最短,没有赶上上一轮大牛市,大家比较关心农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进展和IPO的时间。
张云:关于农行引进战投和IPO,各方面都比较关心。最近,境内外也不时刊发一些猜测性的报道,吸引公众眼球。这说明各方面对农行下一步改革的关注。
对农行来说,引进战投和IPO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农行要引进战投和IPO,这是肯定的。因为只有引进战投和IPO,才能打通市场化的资本金补充通道,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有利农行长远发展。但是,引进什么样的战投、怎样引进、何时引进,以及何时进行IPO,这些问题都在研究之中,何时作出定论,尚需耐心。
从前三家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后情况看,股改后经营业绩大幅度上升,股价市场表现良好。这次来势凶猛的国际金融危机,像雷曼兄弟、美林等著名的投资银行都没有逃脱破产的命运,一向备受推崇的花旗银行、美国银行,也是在美国政府不断注资的支持下才得以幸存,而中国的银行业表现十分稳健,这也证明了国有银行股改是成功的。农行股改和其他三家银行的路径基本相同,而且在财务重组中,不良资产处理得比较干净,农行还有自己的独有优势和后发优势,可以说是一个“靓女”,所以对战投很有吸引力。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农行将会为股东创造良好的价值,带来较好的市场回报。
前不久,汇金公司总裁谢平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农行是一棵“摇钱树”。这个结论也是基于其他三家银行改革成功,股价有良好市场表现,加之对农行良好的发展预期,所以投资者高度关注是可以理解的。
股改后仍定位“三农”
水皮:我相信现在农行引进战投,价格一定会比较理想了,但是对于上市后的运作还是有些不清楚,如何兼顾股东的利益回报要求和农行承担的“服务三农”的宗旨呢?
张云:很多人都提出这样的疑问:农行股改后,会不会在股东追求高额回报的压力下,改变目前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而去大力开发城市业务,削弱对农村的金融服务?我认为,按照传统思维方式,这种疑问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服务“三农”的潜力十分巨大。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农行股改后不会改变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不会脱离为农服务的方向。
与工、中、建三家银行相比,农行股改具有特殊性。其他三家银行股改时,国家并没有明确它们的市场定位,而农行股改时,国家把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作为农行股改的首要原则。因此,股改后农行服务“三农”,既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农行的光荣使命,又是农行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首先,从宏观经济的形势看,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的机遇。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金融造成了重创。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萎缩1.3%,损失可能达到4万多亿美元。为了有效抗击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措施,如:总额高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在农村,国家也采取很多措施启动农村市场,如:扩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农村购买家电和农机具实行补贴、对农村地区信贷投放给予政策优惠,等等。这些措施使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回暖迹象,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基础地位得到加强,传统产业、行业和企业受到了市场严酷考验,一些新兴产业、行业将会应运而生。这些变化,为我行拓展新兴业务、调整客户结构、实现经营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的经济周期性调整,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相信我们能够把握好这些机遇,实现科学发展。
其次,从农行自身的基础看,已经积累了雄厚实力。经过财务重组后,2008年,我行实现净利润514.53亿元,较上年增长17.51%;资产总额70143.51亿元,比上年末增长32.21%,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8.04%,资本充足率达到9.41%;不良贷款率4.32%,拨备覆盖率达到63.53%。各项监管指标,不仅达到了监管要求,而且在国际银行业中也是靠前的。过去,有的人认为,农行机构网点多、管理链条长,暴露的问题也比较多。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管理手段没有跟上,内控机制不健全,以至于机构多、网点多、人员多,成为了我们的劣势。近几年,通过加强内控机制建设,特别是股份制公司成立后,加强公司治理建设,改革业务运作模式和流程,我们能够把过去认为机构多、网点多的劣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成为农行最具竞争力的销售渠道,这个渠道的价值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因为我们有2.44万个营业网点,是世界上机构网点数一数二的商业银行。同时,我行还拥有庞大的客户群体,全行储户达4亿多户,法人账户3万多户。这些优势,使我们完全有条件把农行打造成中国最大的零售银行。加之,财务重组过程中,农行进一步夯实了财务基础。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后,完全可以给股东带来比较满意的回报。
第三,从农行发展的前景看,“三农”业务具有良好的发展趋势。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经济趋于一体化,现在的“三农”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三农”。国家给农行明确了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但究竟面向什么样的“三农”,服务什么样的“三农”、怎样服务“三农”,则需要农行按照商业原则来选择。此其一也。
其二,在农村金融中,除农行外,还有农村信用社、邮储、农业发展银行。近年来,有的省还成立了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这些金融机构共同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并在服务的自由选择和竞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市场和客户定位。农行将来上市,保持良好的投资价值,一方面要靠可持续的良好业绩来支撑,另一方面是靠信心、靠预期。中国农村最具增长潜力,概念多、题材多、空间大,而农行在农村的优势是独有的,能够演绎很多投资故事,维护公众对农行股价的信心和预期。
其三,从农行近年来服务“三农”试点的实践看,服务“三农”大有可为。2007年6月农行新一届党委组成后,就积极开展服务“三农”的试点。同时,我们还大力实施县域蓝海战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从目前情况看,“三农”贷款的盈利性、安全性都比较好,涉农贷款及县域贷款高速增长。到4月末,涉农贷款累计投放3014.19亿元,贷款余额达到9856.51亿元,较年初增加989.52亿元,同比多增564亿元,其中农户贷款增加了240亿元。我要特别一提的是农行自主研发推出的“金穗惠农卡”产品,是我行专门针对农户研发的,且集结算、汇兑、理财、小额自助循环贷款等多种金融服务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金融产品,自发行以来,深受农户欢迎。4月末,惠农卡发卡总量达1659万张,激活率达95.6%以上;授信农民105万户,授信总额309亿元。今年前4个月新增惠农卡贷款243亿元,惠农卡贷款余额达256亿元,新增授信户86万户。预计未来三到五年内,我们将发放1.1亿张惠农卡,并通过这1.1亿张卡,对5000万户农户进行授信,受益农民将达到2.5亿人。可以说,我们经过实践探索,初步找到了一条商业运作模式下服务“三农”的路子,能够较好地平衡股东、客户、银行和社会等相关方面的利益,实现追求较高投资回报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县域“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将全国2048个县支行纳入事业部中统一管理和核算,服务逐步形成一个健全的组织架构。这个组织体系搭建完成后,我行服务“三农”工作会做得更好。
我行的城市业务已经有了相当好的基础,在加强“三农”金融服务的同时,也不能从城市业务中退出来。打个形象的比喻,就像农民工,一方面要种好自己承包的责任田,保障基本的生活;另一方面,还要去城里打工,增加收入,补贴在农村的支出。我们之所以要发展城市业务,首先,农行上市后,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必须考虑股东的回报。否则,股价就难有良好的市场表现,资本金的补充渠道就会堵塞,抗风险能力就会减弱。农行城市业务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是农行盈利的主要来源,农行70%的利润是城市业务创造的,开拓城市业务能满足股东的高回报要求。市场要求我们不能放弃城市业务的开拓。其次,中国模式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城市化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苏南”就是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范例,今天的“苏南”就是明天的河南。而农行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城乡联动。我们不拓展城市业务,就等于放弃了这个优势,失去一大批优质客户。如果农村不断向城市化推进,而我们的业务又从城市退出,反其道而行之,那么我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就会越来越小。第三,农行开拓城市业务也是在金融领域实现城市反哺农村的需要。回过头来必须反哺农业和农村。那么,这两个“反哺”在金融领域如何实现?我认为农行开拓城市业务,就是一个有效的实现途径。农民富裕起来后,也需要理财,需要买基金,需要开办网上银行业务,我们可以把城市业务比较成熟的产品向农村推广,满足农民的金融服务需求。农村行盈利能力差,很多还在亏损,我们可以把城市业务创造的利润,通过内部转移支付来支持农村行特别是亏损行的发展,提高对当地“三农”的服务能力。所以,开拓城市业务也是金融领域里的以城带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与其他银行比,农行面向农村、城市两个市场的经营格局,可能会使我们的发展速度不会很快,但是会很稳健、可持续。总之,股改后,我们既要做好“三农”金融服务工作,又要大力发展城市业务,把农行建设成为一家面向“三农”、城乡联动、融入国际、综合经营,致力于为城乡广大客户服务、具有良好价值创造能力的公众持股银行。
注重农村经济发展
水皮:前段时间,我和国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博士一起做节目,谈起目前正处在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产业现状,我们发现所谓的汽车工业在美国差不多和纺织工业在中国一样已经成为一种就业经济,而农业、航天军工、信息科技和生物制药才是美国的真正支柱产业。尤其是美国的农业,一直在实行四分之一的休耕,换句话讲,一直就没有启用全部的产能,你如何看待农业板块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张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性产业。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并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农行作为面向“三农”的农村金融部门,我们时刻关注农村经济的现状和未来,以利于我们更好地贯彻或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控方向,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看,农业也始终是国家重要战略产业,即使是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农业仍然是其基本支柱产业之一。在每次经济调整中,农业都会更加受到重视,股市中与农业相关的题材往往备受关注。
我认为,中国“三农”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好四个问题。
一是粮食安全。过去常说“无农不稳”,这个“农”主要是指粮食。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首先要依靠自力更生解决好吃饭问题。因此,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确保粮食安全,就要守住18亿亩耕地,不能突破这个底线。我前面谈到中国农民对城市建设利益输送的三种形式中,其中第三种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危害经济安全。因为这种方式,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廉价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使农民失去了生存的最后保障。另一方面,土地廉价出售后,耕地面积减少,粮食安全问题也十分突出。当然,也可以通过开荒增加耕地和提高粮食单产来解决。但是,这个方面潜力有多大、会产生什么后果,也是一个未知数。比如,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大规模开荒,围湖造田、毁林造田,结果破坏了生态平衡。从粮食单产看,我国粮食单产已经是很高的了,再要大幅度提高已经比较困难。很多人呼吁让农民承包地、宅基地自由流转,有的人甚至提出要私有化。从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而言,是应该让土地自由流转起来。但是,一旦自由流转后,很多耕地可能就非农化了。我觉得,国家坚持耕地集体所有制,原则上允许耕地在承包者之间流转,是十分正确的。否则,18亿亩耕地的底线就会突破。我们在服务“三农”过程中,对突破这种红线的信贷服务需求,必须审慎介入。
二是生态安全。生态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持“三农”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生态安全。包括环境安全、资源安全、生物安全和产品安全。一些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急于发展经济,引进了高污染项目,导致农民生活用水、灌溉用水受到严重污染,生态环境恶化。在农业生产中滥用化肥、农药、兽药等现象常常发生,导致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状况恶化,并越来越成为影响农业效益和消费者健康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在服务“三农”过程中,对建设项目,只能支持节能减污达标的项目;优先支持无公害农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和生物产业项目建设,促进项目区节能环保和生态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优先支持土壤和水域生产能力修复技术的集成创新与技术推广,如生物降解、农业吸附和化学分解等技术,使受污染的耕地恢复正常的安全生产条件,以增强安全农产品的生产与供给能力。
三是农民增收。农村是一个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激活这个市场的前提,是农民要有钱。增加农民收入,虽然可以通过提高农作物产品价格来实现,但中国农民多、人均耕地少,其生产也是简单再生产,大幅度增产的空间有限。提高农产品价格,既涉及国际农产品的比价问题,又涉及到城市居民的生活问题,所以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的空间非常有限。解决农民增收最现实、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转移农村劳动力,扩大农民就业门路。因此,我们服务“三农”时,要根据农民工的现状,积极支持有市场前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支持农民转业进城,务工安居,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四是规模经营。没有规模经营,难以实现农民增收的目标。但国情决定了中国包括整个亚洲的一些国家,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来实现资本原始积累。中国不可能走西方这样一条血腥的道路。同时,中国农民的恋土情结根深蒂固,可以离乡但不能离土。所以,中国土地规模化经营,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土地也是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农民没有社保,土地起到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作用。假如我们允许农民的土地包括宅基地进行自由买卖式的流转,农民卖了土地得到一笔钱后,如果没有一个可供生计的创业和就业门路,这笔钱用完了怎么办?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安定。目前,国家允许林权可以抵押贷款,但不允许把宅基地和承包地作为抵押品,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但是,从长远看,土地还要实行规模经营,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包括小城镇)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农行在服务“三农”时,要大力支持县域经济,支持城镇化建设,为农民到城镇安家落户、就业创业和土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
(本报记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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