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与政治正陷入“危机常态化”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被普遍视作自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之后，世界经历的最严重经济危机。与上个世纪的那场大危机或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等相比，这次危机虽然已经延续了7年时间，而且当前诸多迹象表明，它不仅远未结束，还将逐渐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新常态”，并面临再度恶化的风险。这场历史性的金融危机或许永远只能用其开始的时间来命名。

经济危机阵痛持续

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G20）首次召开峰会商讨危机应对措施，并自此形成了年度峰会机制。7年来，对于被视作“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的G20而言，世界各地的经济危机堪称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在此次大危机的发源地美国，金融海啸早期的次债危机虽然在2010年后趋于平稳，但美债危机却随后发生，而最近两年，“财政悬崖”等问题又让美国经济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希腊债务危机在2015年的再度激化，是欧债危机仍在延续的一个缩影；曾率先实现复苏的“金砖五国”，却在金融危机发生5年后再度出现了经济增速集体放缓的态势。其中，在西方制裁、卢布贬值、能源价格下降打击下的俄罗斯经济陷于停滞，巴西则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并可能在2015年迎来25年来经济最糟糕的年份。

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统计，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出现了持续下滑。由于消费疲软，世界各国将劳动力和资本资源转化为货物和服务的能力普遍下降。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正在遭遇“生产力危机”，并可能导致市场疲软、创新停滞等一系列长期恶果。

危机发生7年来，虽有一些国家曾实现经济复苏，在其中一些年份甚至连续几年均保持了不错的发展态势，但这些国家同样承受着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不得不依靠扩大国内投资等“强心针”来维持经济增长。不仅传统的发达国家遭遇了严重困境，在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之下，落后国家也不得不为此埋单，由此导致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减，反而继续增大。

如果说“病来如山倒”是2008年金融危机最初两年中世界经济的写照，那么随后迄今大约5年的时间是“病去如抽丝”的过程，让众多国家仍然不断承受着一波波剧烈的阵痛。总体来看，低迷的经济增速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共同钩织的“危机常态化”图景，仍然是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面貌。

艰难转型中的世界秩序

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之所以旷日持久，源自于它并不是一场单纯的金融或经济危机，三种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转型同时发生。

一是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型。在金融危机发生前，自由市场和西方自由民主原则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这种发展模式曾被众多国家奉若圭臬，但在金融危机中却暴露出严重的缺陷，特别是其中的“福利国家”模式，更是陷入了难以为继却又无法实现政策逆转的困境。欧美的债务危机共同表明，“华盛顿共识”中的两根支柱存在固有的内在矛盾：在自由民主理念促生的选举政治中，为了讨好选民，福利只能增加难以缩减，而这种结果可能损害自由市场原则；此外，选举政治与自由市场的结合，也往往使政府在危机应对中因多方掣肘陷入行动困境。在“华盛顿共识”吸引力下降之际，以中国发展模式为蓝本的“北京共识”一度受到国际社会热捧，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使其很难为多数国家效仿。在旧的发展模式遭遇严重问题之际，众多国家不得不在寻找新的发展道路中经受转型的痛苦。

二是新旧版本全球化的转型。迄今为止的“旧版本的全球化”可以概括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或“霸权式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西方大国居于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金字塔的顶端，本质则是 “西方化”或“美国化”。在这种不均衡、不平等的全球化中，少数国家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宰者和国际制度红利的享有者，但居于体系底层的国家，则因为被日益边缘化而更为贫穷，甚至沦为“失败国家”。金融危机的发生凸显了旧版本全球化的弊病，并使全球化进程出现了阶段性的回潮。目前，推动建立“新版本的全球化”或“反霸权式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共识。全球化转型的目标和方向已经渐趋明确，但这种历史性的大转型在短时间内仍然难以完成。

上述两种历史性转型所要解决的问题由来已久，在以往发生的经济危机中也曾遇到，但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世界的主角全部是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相近的西方大国，因而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和条件。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不同于以往历次危机的关键背景在于，出现了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众多的国内差异巨大、发展模式迥异、制度文化多样的新兴大国同时登上历史舞台，其中多数国家甚至是首次在近代国际体系中开始扮演关键角色，它们既通过自身经验提供了新的竞争性国家发展模式，也为全球化的历史性转型提供了动力。

可以说，在新兴大国的推动下，旧世界秩序的变革和新世界秩序的缔造已经持续推进，并成为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伴而生的第三种历史性转型。

在危机常态化背景下，旧秩序的领导者和新兴大国一方面需要“同舟共济”，通过加强合作管控世界事务，消解本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另一方面，又决不会因为共同的挑战放弃对世界权力的争取和本国利益的维护，欧美国内一再拒绝批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以及新兴大国在“金砖峰会”、“G20峰会”宣言中多次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即是其中的突出案例。

在新旧秩序的艰难转型中，“危机常态化”世界经济生态的形成加剧了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政治摩擦冲突，进一步放大了新兴大国成长之路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国际新环境下的中国责任

近代以来，当前的中国正在史无前例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由此也导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双向影响空前加强。正是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开始，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中国责任论”变得空前高涨。

“中国责任论”的拥护者大致包括两类国家：一部分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现存国际秩序中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他们希望中国主动肩负国际道义，推动建立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新世界秩序；另一部分则是以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他们也要求中国在危机中分担风险、履行“义务”，但目标在于配合其修复被危机打乱的西方世界秩序。

前一种“中国责任论”在要求中国承担责任的同时，主张赋予中国更大的国际权力，其中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还是和中国站在一起的，共同向西方发达国家争取对全球事务的管控权；持后一种主张的传统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则是要求中国在艰难时世中单方面地履行义务，却不愿意赋予中国更大的国际治理权，甚至乐见中国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消耗力量，延缓自身崛起的步伐。例如，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向中国提出的“中美共治”（G2）主张，表面上抬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在当时背景下，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求中国为金融危机的恶果埋单，担任世界经济政治中的“救火队长”，其背后逻辑则是“美欧请客，中国埋单”。

随着“中国责任论”的兴起，以“不当头”和“韬光养晦”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外交遭遇了空前挑战。尽管中国仍然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定位，但从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公认的“二号国家”。许多现象表明，中国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时，正日益在积极进取（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当头”）和谨慎地扮演好“二号国家”角色（“韬光养晦”和在全球范围内继续“不当头”）两种具有内在矛盾的身份之间找到平衡。中国一方面主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也在致力于追求与责任和能力相匹配的全球治理权。

（作者为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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