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化”趋势下的中国外交谋略

    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成功举行。抛开中美两国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取得的具体成果不论，世界头号强国与最大的新兴大国之间协调机制的创设及其持续推进本身就折射出后冷战时代中国际政治发生的重大转变。由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大集团的军事对峙不复存在，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问题高度相互交织，成为后冷战时代最突出的时代特征。在这种背景下，被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所掩盖的国际经济问题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变迁。

从国际经济政治化

到国际政治经济化

    1991年，刚刚带领美国赢得冷战并在海湾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老布什代表共和党谋求连任总统，而对手则是民主党初出茅庐的克林顿。结果，被舆论普遍看好的老布什却出人意料地丢掉了总统宝座。随着克林顿“笨蛋，是经济”的名言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人们发现，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问题已经压倒政治、安全等冷战结束前的优先议题，成为国内民众关注的重心。这种变化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很容易找到解释：当安全问题作为一种更基础的需求变得不再紧迫时，人们便开始把关注的重心转向更高层次，重点考虑与自身福祉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

    事实上，自此以后，经济议题日益突出的趋势不只停留在国家内部，也同时蔓延到了国际舞台上。国内民众关注重心的转变主要源自个体利益考量和心理层面不同，国际社会中经济问题的凸显主要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同时，虽然国际社会中经济问题重要性提升的趋势显而易见，但政治问题却从没有像它在很多国家内部那样退居经济之后的次席。由此，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日益紧密交织成为一种全球趋势。

    这种趋势又包括国际经济问题政治化和国际政治问题经济化两个层面。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具有内在重合，共同反映了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和经济两类议题互动增强、界限趋于模糊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以世纪之交作为大致分水岭，国际经济问题政治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表现得较为突出，而在进入新世纪后，世界历史开始由“经济政治化时代”逐步转向了“政治经济化时代”。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克林顿甫一当选总统便宣称:“现在到了把贸易当作我们安全的首要因素的时候了。”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被高度政治化。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纺织品和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等纯粹的国际经济问题，被美国赋予了高度的政治意涵，甚至直接指向中美政治关系的核心，成为当时国际经济问题政治化全球趋势的缩影。在这一时期，国际关系中的经济争端往往只是表象，其背后政治领域的较量才是目的和实质。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更趋紧密，经济问题政治化给相关国家带来的损失不断增加，避免让国家间纯粹的经济问题卷入政治纠纷逐步成为各国之间的默契。新千年肇始，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获得美国国会批准，不仅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横亘在中美之间的最惠国待遇争端，也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扫除了最大障碍。自此以来，虽然伴随中国崛起的国际经济贸易摩擦仍在增加，但它们大致都被控制在经贸领域本身，而具体领域的务实经济合作也较少再受到政治关系的严重冲击。这正是中日两国之间在“政冷”的同时能够维持“经热”的重要原因。

    不过，在国际经济政治化进程趋缓的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化的趋势却在前所未有地增强，成为国际经济问题重要性继续上升的新体现。从中日韩与东盟的“10+1”、“10+3”机制到东亚峰会，从“金砖集团”到“二十国集团”，都表明国家间政治关系开始被赋予更多的经济意涵，并被置于以经济合作为主的多边框架下开展。以往国际社会中常见的、与经济无关的单纯政治较量越来越难觅踪迹，众多政治议题被经济化，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新常态”。

经济政治交织中的大国协调

    在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交织日益紧密的情况下，经济问题在国家对外关系中越来越具有战略性。2009年，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两个此前分别进行的既有机制，合并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单一机制，并开始了规模空前的第一轮对话。这一举措本身即表明，经济问题已经成为国家间战略关系的重心，且与其他领域的战略性问题变得更加难以剥离，因而需要“一揽子解决方案”。

经济相互依赖的不断增强导致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由此，中国领导人近年来反复阐释的“命运共同体”，已经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双边关系等不同层面出现。不过，由于各国之间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难以消除、国家现实利益的支配以及意识形态争端等复杂原因，“命运共同体”之中起支撑作用的“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往往难以随之同步发展，导致各国之间的冲突、摩擦甚至对峙仍然时有发生。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欧与俄罗斯的对峙不断升级，但这种对峙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已经和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有了很大不同。军备竞赛是冷战时期对抗的集中反映，包括军事在内的广义政治斗争既是斗争的焦点，也是较量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当前美欧与俄罗斯的斗争虽然也频频进行军事威胁，甚至通过了成立快速反应部队、研发新武器等具体措施来增加自身筹码，但总体来看，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并没有出现。军事斗争更多停留在口水仗的表面层次或是退居幕后发挥着最后保障作用。与此同时，七国集团对俄实施的经济能源制裁不断升级，俄罗斯面对西方封锁的“突围”举措也集中在经济方面。经济领域的较量成为剑拔弩张表象之下，双方斗争的真正着眼点和落脚点。

美欧的严厉经济制裁给俄罗斯带来了很大困难，与制裁举措存在重大关联的国际油价下跌和大幅震荡、卢布贬值等，则使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但与此同时，实施制裁的一方也在蒙受重大损失，美欧特别是欧洲在金融领域承受的压力变大，众多企业的订单缩减，在能源供应保障上面临的风险也大幅提升。俄罗斯反制裁措施的陆续出台，实际上已经将美欧单方面的制裁游戏上升为双方的贸易战，其结果则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任何一个当事国都没能从中获利。

如同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样，美欧与俄罗斯的对抗将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段严重曲折，但不可能改变全球化继续加速发展的历史进程。这场较量表明，在国际政治日趋经济化的趋势之中，以经济遏制为手段和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斗争，是一种没有赢家的零和博弈，也很难借此达到最后的政治目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曾提出主张中美共治的“G2”概念。中国明确拒绝了这一概念，提出“中美不搞两国集团（G2）”的主张。不过，在2012年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方明确提出“可以搞两国协调（C2）”。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持续推进到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提出，中美之间事实上已经构建了一种“C2”框架。中美“C2”关系模式的出现和欧盟与俄罗斯对峙关系的形成，分别从正反两个角度表明，在加强经济对话中推进政治关系的相互协调，已经成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化的时代趋势中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唯一理性选择。

中国新时期的“奋发有为”外交

    在新时期中国领导集体的外交战略中，习近平主席反复倡导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居于重要位置。这一理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知，也表明了中国走同其他国家和谐共生发展道路的决心。与此同时，以2013年10月高规格举行的周边外交座谈会上的新提法为标志，中国外交开始由强调“韬光养晦”步入更加突出“奋发有为”的新阶段。

新时期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的推进，需要对外部新环境变迁和国际议事日程的变化加以全面认识。我们要看到，以经济合作促动同有关各国政治等各领域全面关系改善，顺应了国际政治经济化的总体趋势，同时有利于化解我国在安全等领域面临的外部挑战，因而应当成为我国对外关系的重心。事实上，作为中国“奋发有为”外交最重要标志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这样一个应时而生、以经济为重心、联通国内发展与对外关系的重要国际合作构想。以包容共建、互利共赢为实施原则的“一带一路”建设，也是在实践层面关于“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生动诠释。

“一带一路”建设虽然是一个以经济为重心的倡议，但对中国外交而言，却具全局意义。由于“命运共同体”在现实世界中仍然缺乏“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足够支撑，国际政治经济化时代的传统政治和军事斗争仍然远未退出历史舞台。5月26日，新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国防白皮书在分析国家安全形势时，即明确罗列了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和强化地区军事同盟、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和调整军事政策、邻国挑衅性举动和非法“占岛”行为等我国国家安全领域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应对这些安全挑战，加强军队建设和提升国防能力固然不可或缺，但美欧与俄罗斯对峙带来严重后果的教训表明，在对外关系领域采取针尖对麦芒式的军事或经济对抗，并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国家安全环境。

马克思曾指出：“当刺刀碰到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也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芯一样。”在国际政治经济化的大趋势面前，这句名言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它给现时代的国际政治带来的启示在于：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已经成为国家改善自身安全环境的有效做法。当前，加强军事同盟是美国推进战略“再平衡”政策的重要内容，这种做法无疑给中国周边安全带来了巨大压力。但如果我国把军事和政治斗争作为主要应对措施，必然使两国关系面临更大的冲突风险。我们当然不能把这种背景中的“一带一路”倡议，简单解读为应对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战略西进”之举，但这项经济合作宏伟蓝图的实施，无疑会有助于缓解我国在安全领域面临的压力，也将成为中国“以柔克刚”传统智慧的一次成功的现代演绎。

综合而言，在国际政治经济化的时代背景中，中国的“奋发有为”新外交应当牢牢把握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重心，避免与大国发生对抗和冲突，并逐步和平地争取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当然，国家在这种新外交中的作用，更突出地体现在构建合作框架、推动协议落实等宏观层面，市场和企业则需要在合作计划具体实施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为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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