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危机：欧洲心绞痛

　　■卜永光

　　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古希腊对其后两千多年的人类历史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当代希腊同样影响着历史进程，不幸的是，当下的这种影响更多是由这个古老国家的内部危机带来的。

　　二战结束后不久，正是由于希腊等国家面临着共产党执政的可能，促使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公开宣布援助希腊，帮助其抵制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从而正式开启了冷战；2009年年底，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席卷整个欧洲。作为欧元区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希腊再次成为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

　　欧债危机发生五年后，正当人们欢呼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之时，希腊国内政局的变化让大病未愈的欧洲再次嗅到了危险信号。2015年1月25日，极左翼联盟党在希腊大选中获胜，年轻的齐普拉斯于次日就任总理。这位崇拜切·格瓦拉、高举“反紧缩”大旗、用“摇滚范”治国的希腊新掌舵人被视为“欧洲最危险的人”。在不少欧盟高层和成员国领导人看来，这一变化带来的潜在后果甚至不亚于二战后成为冷战爆发导火索之一的那场希腊国内危机。

　　事实证明，齐普拉斯当选前后在欧盟弥漫的极度担忧情绪并不是杞人忧天。2015年6月，由于希腊无法偿还即将到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欧盟公布了勒令希腊采取异常严厉紧缩措施的债权人协议。然而，齐普拉斯没有在“紧缩换援助”的游戏中妥协，而是公开抵制欧盟“最后通牒”式的债权人协议，将其付诸公投并呼吁全体国民投反对票。6月底，希腊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首个“欠钱不还”的违约国，7月5日举行的全民公投则最终拒绝了债权人协议。

　　希腊公投及其违约行为给欧盟带来了新的严重冲击，但却并不让人吃惊，其背后逻辑与五年来围绕希腊债务问题的长期争执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欧债危机并不是简单的债务问题，而是一场植根于欧元区制度缺陷、政治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多重危机。在“大欧洲”梦想的驱动下，欧洲于冷战结束之际组建了欧盟，并迅速创设了欧元区。统一货币的实施标志着欧盟在某些方面具备了国家的特性，但缺乏与之匹配的统一财政权，又表明欧元区远未获得国家所具有的权威，而成员国在发展中呈现出的严重不均衡则始终是货币联盟的重大隐患。在这种大背景下，希腊债务危机的祸根在其2001年加入欧元区之际就已埋下。当年，为了能达到加入欧元区规定的标准，希腊在高盛公司的帮助下制造了虚假财务数据，但希腊的造假是不可能在欧盟不知情或实施严格监督的情况下成功的，欧盟出于政治目的实际上有意放松了监督，致使希腊成为欧元区中的重大隐患。

　　欧元区没有设立退出机制，欧盟高层和核心国家出于维护货币联盟稳定及其成功样板形象的考虑，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不会允许成员国退出；而危机深重的国家如果选择主动离开，对自身而言也有害无利。危机“沦陷国”的“退欧之争”，更可能成为博弈双方迫使对方妥协时的筹码，而非真正目标。因而，希腊与欧盟的较量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比大胆”游戏，债务之争也会更多成为一种复杂的政治博弈。

　　在欧盟特别是欧元区，成员国奉行的政策实际上是两个层面博弈的结果：一是政府在地区层面与国际力量、欧盟官方、其他成员国实现妥协，二是政府将地区层面达成的协议与国内各种力量、舆论取得共识。然而，在危机面前，身处夹缝中的成员国政府越来越难以在两层博弈中找到立足点。这种局面既可能造成危机“沦陷国”的政府更替频繁、难以生存，也可能会促成奉行激进立场的政党掌权，并利用国内博弈的结果去改变国际和地区博弈中产生的协议。

　　欧洲的危机很像中国古代赤壁之战中“连环战船”的故事：当多艘战船连成一体时，各个船体的稳定性表面上有所增强，整个舰队在没遇到麻烦时可成为一个海上巨无霸；然而，众多战船在“捆绑”后并没有真正融为一艘巨舰，在失去单一战舰的灵活性之后，尾大不掉的问题反而凸显。当其中一艘船倾覆或着火时，其带来的灾难则会迅速扩散。

　　虽然经过紧急磋商，一度“谈不下去”的希腊债务谈判在7月13日达成了和解，但无论是欧盟内部还是希腊国内，对新协议的不满情绪仍然普遍存在。对于欧盟及其代表的地区联合事业而言，希腊仍然堪比其自身创造的神话中的两个著名意象：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和巨人身上最为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让欧盟患上了“心绞痛”，五年多来，这一病症非但没有治愈，反而时有发作，让欧盟饱受折磨。当前的新协议可能会是一颗“速效救心丸”，但远不能帮助欧盟清除病根，甚至会让博弈双方因为“药物依赖”的继续增长，而不得不在今后面对更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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