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蔡元培教育理想 大学已被功利化侵蚀？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于娜 北京报道

近日，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会在香山大学堂举行了揭牌仪式。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在北京大学开展了一场至今为世人称道的教育改革。然而在他逝世75周年的今天，中国的大学学术水平下降甚至造假严重、教学质量滑坡尤其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校园学风不正和腐败蔓延等诸多乱象，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大学教育的反思。

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

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研究发现：中国科技在15世纪之前一直领先世界，之后一蹶不振，始终跟在西方的后面。这个难题延续到今天，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从经典力学到量子力学、从原子理论到元素周期律、从博弈论到相对论……现代科学的任何奠基理论都没有中国人的贡献。

从推翻帝制到“五四”运动，从新中国到改革开放，中国的大学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新华社消息，早在10年前的2005年底，我国的高等学校有2300余所，在校大学生总数已超过2300万人，高等教育总体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我们并没能改变“李约瑟难题”的惯性: 2014年《国家创新蓝皮书》指出，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占到世界总量的25.3%，超过美国研发人员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例（17%），居世界第一。2011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6300万人。而我们在科学基础理论上仍然没有贡献；中国制造模仿居多，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没有优势。

钱学森曾问过温家宝总理：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一个能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排除文化偏见，就纯自然科学而言，在2012年之前的10年里，一个小小的日本，有10人次获得物理学、化学、医学的诺贝尔奖。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楚渔认为，中国的教育传统导致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受面子、情感、功利左右，削弱了中国人强烈好奇心驱使下孜孜以求探索真理的精神，学习和模仿能力不缺，但缺少创新能力。这也让中国除了人多积累的技术经验多，却缺少高度抽象思维的能力，无法总结出模糊学、拓扑学这样的科学理论。

如何跳出功利化怪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何玉兴博士认为，受科举取士的文化传统影响，中国的大学也沿袭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解放初直到上世纪90年代，大学生由国家包分配，农村户口可转为城市户口，身份都是“干部”，从此捧上令人艳羡的金饭碗。城乡差异导致高考和古代的科举本质上没区别，都是金榜题名就鱼跃龙门，具备当官的资格，从此改写人生。从小学起，考高分、上名校、找好工作、当干部、挣大钱，就成了评价一个学生成功与否的标准，至于品性修养、综合素质，往往成了点缀和走过场。国内的素质教育口号喊了很多年，但实质上还是换汤不换药，走的是应试教育的老路。高考的指挥棒，在大学之前就培养了大批习惯死记硬背的“书呆子”。

国家取消统一分配、大学生需要自主择业后，各种技术学校、私立学校、培训学校开始分流学生，又带来了大学之间的招生压力。

为了功利，恶性竞争愈演愈烈。

“领导要政绩，学校要资金，老师要名利，家长要面子，学生要文凭，真正想要知识、要真理的却很少。”

大学等级森严，导师变“老板”、学生变“员工”、大学师生关系变味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南开大学教授李少兵认为，中国大学的价值标准发生了严重偏离，既不是为了学问而上大学，也并不是为了社会发展而上大学，而是为了票子、房子、车子，为了名利。功利化伤害了正常的教育生态,带来大学日益行政化、企业化、商业化，导致教育宗旨式微。

对比蔡元培的“大学观”不难发现，近百年过去，他所痛陈的大学顽疾较之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学是“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更不是养成资格、贩卖毕业文凭的地方”。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摒弃“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做学问这一宗旨，孜孜以求。

盲目扩招与职业教育短缺

有评论认为，中国大学的分级是个坏主意。目前大学的分级很复杂，有“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大学排名，还有一本、二本、三本的分级。这导致一些大学为了争虚名求发展不择手段。大学要提高级别，必须有钱、有地、有生源，就必须扩招。对于大学越办越大，北京大学张翼星教授认为，若对这个“大”字发生观念上的迷误，盲目追求规模、数量，必然带来学术水平下降，教学质量滑坡，腐败现象蔓延。

今年5月媒体报道的“中南大学研究生跳楼事件”引发社会关注，28岁的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研三学生姜东身从学校图书馆六楼跳楼身亡，死前在网上留下5000字遗书，称因论文答辩遭导师为难无法通过而自杀。

在遗书中，姜指称导师故意为难他，别人“很水的论文”都通过了，唯独对他十分苛刻，还要求其延期答辩。遗书还提道，其导师有私拿科研经费、收受礼品等嫌疑。其导师则称是按规章制度来，否认刻意为难。

真相如何，尚无定论，这也只是个案。但清华大学蔡乐苏教授认为，教育评价标准过度功利化，无疑是类似悲剧的幕后黑手。大学应该以培养专业人才和研究人员为主，过分贪大求全，办成“普及教育”，教育质量是无法保证的。

中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也是国家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院校，是合并多所大学扩招而成。目前在校学生有5万多人，而类似规模的大学在中国已经有几十所。

与此对应的是，世界公认的顶尖大学哈佛大学，截至2014年，有本科生6700余人，硕士及博士研究生14500余人。享誉世界的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目前只有约600名大学生，300名研究生和180名教授。并且，这些世界级的大学的留学生比例相当高，大门向全世界敞开，惟才是录。

另一方面，在功利驱使下，全民都以读重点大学为荣，也导致中国的技术教育陷入尴尬；技术院校社会地位低，资金和师资短缺，难以吸引高素质的学生进入技术领域。技术学校的在校生也很少能安心学技术，只是因为考分不高进不了好大学，混个文凭。而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从事理论和专业研究的人员需求毕竟是少数，从事劳动生产的技术工人的缺口却相当大，一大批没有经过职业技术培训的农民工成为了廉价的产业工人。而大批有理论知识却没有实践技能的大学生却无用武之地。这也是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

知识也分三六九等？

在大学分三六九等的背景下，社会对知识的评价也让人哭笑不得。

出身医师世家的吴志强一直想当医生，但没考上大学；后来自学医学，想考个医师执照。结果考了几门后，国家取消了医学自考。临床医师也不允许非正规大学毕业的人报考，这就彻底断了他的医生梦。

“都是书本上那些知识，我考试都是高分，如果怕临床出问题，可以让我多实习一段，考核严格点就行，为什么就剥夺了我投身医学的权力呢？难道大学学的知识和自学的知识不一样？扁鹊再世的话，如果没有大学文凭，也只能非法行医了！”

知识不问出身。在近代史上，梁漱溟、钱穆、沈从文、金克木、华罗庚五位大师中，3个是初中文化，2个只读了小学。北大、北师大也曾邀请过只有初中文凭的大师担任过教授。

人为设置知识的门槛，也让那些在专业领域有天分，考试成绩不好的人被打入了另类。自考、函授、继续教育都被社会另眼相看。

其实，“五四”蔡元培等先驱的教育理念是十分先进的，“兼容并蓄”成为时尚，一些体制外的私立大学成为教育理念的先行者。民国初年，在香山大学堂这片土地上，原政务院第一任总理熊希龄在此创办了名扬中外的香山慈幼院，收留的大多是流离失所的孤儿，但却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其中有5人在解放后成了部长级领导干部。

香山大学堂创办人陈小英介绍，自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感召、启发，决定在香山别墅这个具有人文历史和教育理想的地方建校，希望把它建成研学、品文、静养为一体的国人精神与文化生活学园。但是私立大学面临的种种政策和资源制约，也常常让她感到无奈。

中国大学的官本位、行政化、产业化、商业化弊病等等体制上的问题可以逐步纠正，但理性、科学的教育观念和学术态度，也就是蔡元培所倡导的纯粹的“大学精神”却无法立竿见影。何去何从？它考问着政策制定者、家长、老师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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