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戏剧大家的爱与怕

作者:王晓华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5-07-08 22:42:10

摘要:曹禺的精神悲剧并非源于其人格缺陷,他的胆小绝非庸人的标志。在爱与怕交织的语境中,曹禺将自己还原为凡俗的肉身。

一个戏剧大家的爱与怕

王晓华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某个下午,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快速地折回家中,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每当门外出现脚步声,他的心都会跳到嗓子眼里。

此人就是戏剧大师曹禺。此时,他也被那场持续十年的风暴所冲击。面对随时会降临的灾祸,其精神上的孱弱暴露无遗,胆小成了他的标志。他或蛰伏于家,或虔诚检讨,或缄口不言。恐惧感曾经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好几次都想死去”。对于他来说,这段生活的关键词可以归结为一个字:怕。

不过,吊诡之处在于:曹禺的怕源于爱。他爱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新天新地”。这种爱发自于心,深入到骨髓,弥漫于血液之中。在他眼里,“新天新地”是美好的同义语,是幸福的代名词。写作《晴朗的天》时,他曾用欢乐一词概括“新天新地”中的生活:

从公园里传来了欢乐的军乐声和大人们、孩子们偶尔在欢乐的舞蹈中唱起来的声音,但听起来非常辽远。有时,在欢乐的市声中也传来一阵欢乐的秧歌锣鼓声。人们是多么快乐,外面充满着欢畅的假日空气。

此刻,你无需生活于别处,因为天堂与大地已经合而为一。幸福就是留在此地,痛苦就是被驱逐出如此美好的世界。于是,一个担忧出现了:他害怕自己被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唯恐自己“被时代所淘汰”。然而,尽管他努力使自己获得新时代的承认,但对被驱逐的忧虑仍然挥之不去。由于他的知识分子身份,“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力量要把他推开,不承认在新时代中有他的位置。”(钱理群语) 在这种处境中,他似乎随时会丧失自己在新世界的暂住证。于是,发自内心的怕反复折磨着他。

事实上,曹禺曾经胆大过。写《雷雨》等名篇时,他酣畅淋漓地批判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毫不留情地抨击黑暗的现实。此时,他不断憧憬理想的世界,反复想象自己“出走”后的美好生活:在那里,人可以实现自己原始的生命力,“要爱就爱,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相对于这样的理想图景,现实生活自然会暴露出其欠缺。为了表达自己对当下的不满,他时常使用“极端”的词语,其语言常常如风暴、骤雨、火焰、霹雳,洋溢着不可遏止的激情。正因为此类任性的文风,他一度被归类为激进知识分子。

对于曹禺来说,悖谬之处恰恰在于:当自己期盼的美好世界出现时,他却丧失了选择的权利。在“新天新地”诞生后,一个深层逻辑支配着人们的思与行:既然这是个美好的社会,那么,你就必须热爱它;如果说憎恨旧世界是合理的激情,那么,新世界则只能是爱的对象;批评意味着批评者有问题,不具备生活在其中的资格;不是你在选择这个社会,而是这个社会在选择你;掌握尺度的不是自我,而是“人民”。此时,只有对被淘汰的担忧,没有憧憬。他开始生存于封闭的精神空间中。这是一种被决定的状态:唯有接受规训,唯有变得驯服,才能纪律性留在“新天新地”中。于是,那个曾经“野得可怕”的曹禺消失了,剩下的是畏手畏脚的凡夫俗子,是以胆小著称的平庸之徒。在《必须认真考虑创作问题》一文中,他说过:“那些脱离人民,脱离政治,缺乏对新事物的强烈喜爱的人,必然会坠落在腐朽的个人主义的泥坑里,被时代所淘汰。” “被时代所淘汰”既是对别人的警告,也是他自己最为担心之事。为了避免这个结局,他曾经很长时间不敢动笔,唯恐自己犯了错误而又总觉得自己出了问题。此后,他即使偶尔写点东西,也要不断揣摩“上级”和“人民”的意图。就算有了某种“从心底出现的较纯正的美感”,最终也会牺牲在他的庸人的顾忌与恐惧之下。于是,精神日益萎缩,激情迅速泯灭,失去了思考力与批判力,自然创造不出伟大的作品。对此,懂得艺术的政治家周恩来批评过:现在的曹禺“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写不出好东西来” 。懂得政治的艺术家黄永玉也批评过,认为曹禺解放后“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黄氏用了莎翁《马克白》的语言呼唤曹公醒来,“把沉睡赶走!”然而,曹禺至死也没有再写出可与四大名剧相媲美的佳作来。他的后期作品(《晴朗的天》《王昭君》《胆剑篇》等)几乎乏善可陈。它们非但不能与他早期的名篇(如《雷雨》《北京人》《原野》《日出》)相提并论,而且散发出浓郁的庸人气息。到了晚年,他“把沉睡赶走”了,开始回首这段历史,却只能发出“明白了,人也残废了”的感叹。

从根本上说,曹禺的精神悲剧并非源于其人格缺陷,他的胆小绝非庸人的标志。在爱与怕交织的语境中,曹禺将自己还原为凡俗的肉身。在他瑟瑟发抖的瞬间,他是人类的缩影:面对压力,害怕是普遍的心理、生理反应,同情他就是同情我们自己。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对一个世界的爱最终异化为怕?宇宙中存在绝对美好的世界吗?如果存在,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岂不是已经与未来隔绝?它莫非是个封闭的体系?显然,可怕的不是承认缺陷,而是现实和观念的无差异状态。当现实如混凝土般逐渐封闭,所有的爱和怕都将归于死寂。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可爱而不可怕。唯有允许存在差异、缝隙、断裂、不一致,爱与怕的悖论才有可能被破解。

(作者为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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