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我信仰[我]

    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会1 月24 日公布该奖项2013年提名作家名单，中国作家阎连科获提名。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作家，写作是他坚守尊严的方式。《CM 华夏理财》专访阎连科，在他的生活、他的作品中，在他对社会的体察中，充满着荒诞与尊严的角逐。

    早上9 点多钟。我和作家阎连科在伯克利市中心的Hotel Shuttuck Plaza 大堂里吃早餐。

这是伯克利市中心最老的酒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两个街区之外，就是此次邀请阎连科讲学的伯克利大学。

    他觉得自己从一个雾霾的都市来到了一个空气清新的小城。

    他用刀叉对付着美式炒鸡蛋，手法还算熟练。

    多年以前，他初试写作的时候，就是为了一天可以独自吃一盘炒鸡蛋。

    后来，写作成为他的生命。他像农民伺弄庄稼一样，勤奋地写着。

    他每年平均写十多万字，一年有300 天属于写作，只有10 来天时间属于写作之外的杂事。

“我还在寻找通往世界的出口”

Q: 作为从河南田湖走出来的作家，你对家乡还是很自豪的，你说它是“世界的中心”？

A: 那是从写作资源的丰富性来讲。只要回到家两三天，就可以写上两年三年。母亲或者哥哥来唠个嗑，随便给你说点什么，你就可以写个短篇、中篇。

我非常欣慰我是河南人，不管河南人口碑好不好，河南这个地方的丰富性、复杂性是很特殊的。河南的一个乡村可能是一个县城，一个县城可能是一个超大的城市，一个超大的城市可能就是中国。任何一种情况都能在河南找到。你熟悉了一个村庄，你几乎就熟悉了全世界。

Q: 你一直想创造一个可以跟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所写的马孔多镇、鲁迅笔下的鲁镇等媲美的地方，你说田湖就是你要找的这个地方，但它还不够在中外文学上出名。你是否还在努力寻找一个从你生长、创作的村庄通往世界文学的出口？

A: 马尔克斯、鲁迅他们都是伟大的作家。这种寻找如果找到了，我的生命可能也到头了，我的写作可能也到此打住了。正因为我觉得还没找到，我才会去寻找，去写作。

一个作家的写作过程就是寻找而没有找到。可能某个时候你觉得这条道路和人类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而写了一部作品，后来又发现不是相通的，或者没有通到那么敞亮的境地，你又去写另一部作品。正是这种有可能找到又没有找到，让我不断尝试写作。

Q: 在不断寻找的过程中，有没有“心灵无处安放”的感觉？

A: 中国人是不信宗教的。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群中，是需要有乌托邦存在的。所谓“乌托邦”，它比理想还要远大一些。通向乌托邦的道路是有边界的，没有了乌托邦，也就没有了道路和边界。今天发生的这么多混乱、无序，正是因为乌托邦的消失。我跟大多数人一样没有信仰。现在的问题是，土地不是农民的信仰，文学也不是作家的信仰，但是钱却成了很多中国人唯一的生活目标。

Q: 你的哪部作品比较深刻地表现了你的世界观？

A: 这个还真不好说，它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我想，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写作是没有文学观的，知道很多事情但没有自己的世界观，见过很多荒诞的事情但没有自己的思考。我写的文学是别人的文学，是别人写过的文学，是别人让你写的文学。这是大部分中国文学家的状态，和我早期的写作状态是一样的。

我早期的作品是很传统的现实主义，就是在讲路遥《人生》那样的故事，讲司汤达《红与黑》那样的故事，讲人家一百多年前就讲过的。可能是在写了以“耙楼”为背景的《黄金洞》、《年月日》、《日光流年》这一批小说之后，中国文坛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阎连科，看到了非常个性的写作，用阎连科的方式表达我所看到的世界。很难说哪部作品是我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放弃出版的欲望才能有尊严地写作”

Q: 你得过很多文学奖，今年也获得了英国布克奖提名。可你认为所有的奖都是“注水肉”。得奖在你的写作生涯中重要吗？

A: 有文学的存在就必须有文学奖的存在。这些奖无论你赞成或者反对，都是推动文学发展的一个部分。国际文学奖的评奖过程相对要公正一些。像布克奖，提名公布后我才知道，之前评奖委员会没有一个人跟我联系过，拿不拿奖当然也无所谓。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它对文学的判断也不是完全准确，但至少它的评奖过程是严谨的。

Q: 你觉得一个文学的中国是否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A: 那倒没有。中国有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非常优秀，莫言、贾平凹、韩少功、王安忆，60后的余华等等，谁拿诺贝尔奖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就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而言，莫言得诺贝尔奖是实至名归的。无论是出于经济还是政治的原因，中国作家的确越来越受关注，但关注并不等于中国就成了文学大国。

我要说，不能用中国文学的复杂性来掩盖、包容、谅解中国文学的幼小、虚弱、荒诞。我特别相信，如果我们写出伟大的作品来，转眼之间也会让全世界都接受。但关键的是，我们有没有写出值得世界关注的作品来。

Q: 你的“耙楼”系列有没有可能像莫言的“高密王国”一样，引起世界的关注？

A: 阎连科的写作是阎连科的写作，莫言的写作是莫言的写作,这个没什么可比性。别人关注不关注对我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否沿着我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的认识，一部一部作品地写下去。我的危机在于我已经50多岁了，在个人写作顶峰站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稍一不慎就可能滑下去，但要往上走一步得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能否坚持目前的状态，往上走一点，这是更可怕的考验。

Q: 你常说，作家要打开书房的另一扇窗，去干预生活。你的这扇窗打开了吗？A: 我常说，文学要超越政治，但文学不能不关注现实。当出版还是你写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那扇窗户是打不开的。放弃出版的欲望时，一个作家的创作才能彻底自由，才能有尊严地写作。以放弃为抵抗，这是我今天要做的事。

从《受活》之后，我写了《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等长篇，我给它们的最高评价也就是“原地踏步”，但是我写《四书》的时候，会觉得是跳上了一个台阶。这个台阶也许没有那么高，但我用了十年跳上去。

Q: 你这几部小说有可能重新出版吗？

A: 可能没有机会出版了。我也比较郁闷，很多小说都解禁了，如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丰乳肥臀》、王跃文的《国画》，等等，但是落到我头上，就是不行。

以《四书》为例，2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基本上都是一个口气：阎老师，你得谅解我们一下。我想，“谅解”两个字，中国作家阎连科是最可以理解的，因为“阎连科”三个字代表着很多不让人放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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