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为何被“污名化”

作者:周娆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4-12-24 22:57:00

摘要:从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开始,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经久不息的热烈话题。从90年代的知识分子死亡论到当下的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知识分子问题始终引发我们的关注与思考。这一方面是由于公众对于知识分子持久的期待与依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瞬息万变的时代给予知识分子全新的机遇与挑战。

公知为何被“污名化”

 

■周娆

    Public Intellectuals,即“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于1987年在《最后的知识分子:学院时代中的美国文化》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而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生人成为了最后的知识分子,他呼吁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引路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
    从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开始,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经久不息的热烈话题。从90年代的知识分子死亡论到当下的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知识分子问题始终引发我们的关注与思考。这一方面是由于公众对于知识分子持久的期待与依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瞬息万变的时代给予知识分子全新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公知的陷落
    2002年,公共知识分子问题开始进入中国学者视野。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策划的“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标志着公共知识分子开始进入了普通大众的视野。知名学者许纪霖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是面向(to)公众发言,为了(for)公众而思考和涉及(about)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他们在从事自己的专业的同时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公众活动。
    伴随着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影响力的逐步扩大,出现了“公知污名化”的现象。本该是“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近年来却被冠以“叫兽”(教授)、“砖家”(专家)、“妓者”(记者)、“精蝇”(精英)等带有侮辱性的称呼,被贴上了“无耻”、“低能”、“空洞无物,只说不做”、“造谣”等标签,逐步陷入了被“污名化”的泥潭。
    公知被污名化与当下时代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分析一下:
    从公共知识分子自身看,一些沽名钓誉、投机取巧者混迹其中。当下,一个人只要就公共问题发表些看法并能获得社会的一定关注,就可能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些人的言论如果能得到媒体的青睐就能吸引更多的眼球,从而跻身于名人之列。这样一些借关心与讨论公共话题、社会问题之名而行为自己谋私利之实的“伪公共知识分子”,就依托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与冲突,最大限度地发现并迎合受众的需要,利用媒体和故作夸张的言论来博取公众的眼球。这些伪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使得人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信任度下降,污名化也就随之而来。
    从社会心理看,当下社会呈现很明显的个体化倾向,在这种众声喧哗中公众很难接受某些知识分子的一人独唱。有些知识分子将自身视为真理的代言人,认为自己掌握着济世救民的良方,这种立法者的心态无疑会引起公众的反感。尤其是当下社会瞬息万变,知识分子们囿于自身的学科专业限制,很难对所有的社会公众问题保持一种清晰、全面的认识,这种情况下如果知识分子还强行以知识权威的身份发言,是无法取信于公众的。
    从历史语境看,我们当代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逐渐取代生产,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大众文化领域尤为如此。文化不再是为了延续人类的思想而被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而是屈于消费目的、迫于市场要求、缘于利润追求而被生产出来的一种消费品。这种语境中,公共知识分子一方面为大众生产文化,另一方面又成为了一种文化消费品。当公共知识分子作为文化消费品,在某些方面不能满足文学消费者对其的预期时,就会导致其自身的贬值,贬值严重的话就可能流于污名化。
艰辛和新机遇
    新媒体的出现尽管让知识分子的生存更加艰辛,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最大程度地将信息公开化,为公共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和仗义执言提供了舞台。在言说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还是应该有所坚持。
    首先是批判性和公共性。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的本质,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最高境界。清代大学者章学诚说:“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持世救偏,即在批判社会流弊的基础上,扭正社会发展方向。知识分子在言说中最根本的,还是要承袭传统知识分子敢于为民代言、勇于批判之灵魂,不为权、利而折腰,也不被舆论所导引,信谣传谣。言说只有面向大众,关乎他们的利益,也只有公正客观,不偏不倚,才能揭示真相,被广泛接受。
    独立性和超越性。这种批判性又必须建立在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时代,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卷入利益的漩涡,只有坚持超越性和独立性,坚持自己的理念和信仰,才能自觉维护道德准则,承担社会责任与道义,坚持公众关怀。“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的顾准为什么能够照亮黑暗,就在于他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性。
    告别“立法者”,走向“阐释者”。身处于复杂的社会之中,知识分子不能以一种妄自尊大的社会“立法者”身份自居,不能以社会秩序的全面掌控者自居。我们认为知识分子言说应该立足于专业,面向公众。由于有相当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资源,言说时他们就能切中问题要害,道人之所未道,发人之所未发,把事件真相和事件背后潜含的真理予以明示。由于面向公众,他们才不会使用高大上的专业词汇使公众产生拒斥感,才会认识到自身阐释角度的局限性,并且承认别人阐释角度的有效性,从而保持一种对话关系。
    但是,只要自由的、批评的、超越的精神不死,不管时代给予知识分子什么样的挑战与境遇,也不管其存在方式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作为精神性存在的知识分子终将获得永恒。
知识分子的特质
    尽管“知识分子”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但知识分子作为具有某种特质的群体并不是横空出世的。随着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特质的个体或群体就一直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从中国的士大夫、西方的教士到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称谓不同,但所承载的社会职能及所体现的精神品格是一以贯之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在中国文化的浸染中,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一代代延续。
    学术界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段,尤其是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等事件密切相关。按照许纪霖的分析,20世纪中国一共有六代知识分子,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
    晚清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人,他们既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也是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中实现了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呼吁民主自由,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和传统道德,但又传承了古代士大夫对道德价值的重视与对道义道统的担当;在废除科举关闭仕进之门后,他们通过政治参与、社会团体与现代传媒等形式重建社会政治影响力;改变旧式的治学方式,打破僵化的知识结构,致力于建立专业化、科学化、分科化的现代学术体系、现代知识体系。
    而“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则充满激情与热情,他们大都留学欧美、日本,对西方文化有着更为完整直接的认识,有着更为清醒的民族反思、文化自觉,有着更为犀利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也有着更富有远见的人生规划、社会理想。他们不再渴望庙堂,而是直接站在广场,试图唤醒大众。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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