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好战的唯美主义者

■兰波

    10年前，美国媒体哀悼：“苏珊·桑塔格的离世意味着一个文化大时代的结束。”桑塔格以重新阐释现代文化和美学立世，评论的锋芒涉及先锋文学、戏剧、电影，集中体现了“新知识分子”、“反对阐释”与以“新感受力”重估整个文学、艺术的革命性姿态和实绩。她享有文化明星的高知名度，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
    席卷全球的消费主义狂潮，始终是桑塔格坚决抵制的对象之一。她生活中没有奢侈品，没有小汽车，家中甚至连电视机都没有，她身后留下的只是将近两万册的私人藏书。
三个“摧毁美国”的人之一
    面对备受争议的桑塔格，思想和文化界被一分为二：崇拜她的和憎恨她的，她的人生经历被无限放大，思想体系则呈碎片化流传。这位“好战的唯美主义者”说：“就像暴行让我们寝食难安。”然后全美话语权极高的“意见杂志”《新共和》把她列入想要摧毁美国的三人名单中：本·拉登、萨达姆，以及桑塔格。在《纽约时报》的讣告中，她被定义为几乎所有情绪的复合体，“但从来没有任何人把她和愚蠢沾边。”
    “天堂就是持续不断、毫无倦意的阅读。”这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名言，桑塔格常常引用。她兴趣广泛，大量地阅读艺术史、建筑史、乐理学、主题各异的学术论著及诗歌作品。她的创作领域也非常之广，涉及到小说、戏剧、政论、文学批评、电影、摄影等，她导演过4部电影和2部话剧，撰写的17部著作被译成32种文字，是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文化界最有分量的作家之一。
    《新共和》杂志文学编辑莱昂·威瑟提尔评价说：“贯穿桑塔格一生写作的主题是在道德和审美之间达到平衡。她总是能让笔下事物焕发新意，即使是不同意她观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她文字的魅力。”
    在今天，桑塔格逝世10周年祭日，人们只能通过她的书来理解她，尽管她曾经说过：“其实我不想写东西——我想握着别人的手直接沟通。”
“14岁的印第安新娘”
    《中国旅行计划》开头部分基本上是她的童年记忆：“我虽出生在纽约，成长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可是生命却是在中国孕育的。……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激发了自我有记忆起的第一次说谎。我上一年级时，对班上的同学说我出生在中国。我想他们一定印象深刻。……我清楚我并不是在中国出生的。”
    1933年1月16日，桑塔格出生于纽约。母亲在临产前几个月，才独自离开在天津从事毛皮贸易的丈夫回到美国。苏珊5岁时，父亲因肺结核在中国病逝。母亲不久再嫁美国空军退役飞行员内森·桑塔格。
    桑塔格于亚利桑那州杜桑成长，幼年时，她崇拜居里夫人，5岁时，她对管家宣布要得诺贝尔奖。14岁拜见了德裔文豪托马斯·曼。整个少年时期，她都在对文学书籍的陶醉中度过，她跳了三级，15岁从北好莱坞高中毕业。从那时起她打定主意，将来一定要摆脱追逐物质的粗俗生活环境。她后来写道：“我最大的梦想，是长大后去纽约，为《党派评论》写文章，拥有5000个读者。”
　　  16岁的生日还没有到来，桑塔格就进了伯克利加州大学；一学期后，她又转学到芝加哥大学，在课堂上结识了28岁的社会学老师菲利普·里夫。10天后，他们就结成了夫妻。桑塔格时年17岁，外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于是校园中流传着一条轰动新闻：里夫博士娶了个14岁的印第安姑娘！
    两年后，她随丈夫移居波士顿，诞下儿子戴维，同时考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英语及哲学双硕士学位。她回顾时这样说道：“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学生。”1957年，她拿到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但4个月后转赴巴黎大学，受到法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熏陶，在此期间，她阅读了大量的欧洲哲学著作，并结识了一批先锋艺术家，他们组成了一个由摇滚乐、新浪潮电影、新小说写作和存在主义哲学的新兴欧洲文化圈，桑塔格深深被其吸引，并从此爱上了电影。
“自由的母狮子”
    1957年，桑塔格在巴黎大学期间，结识了古巴裔、美国女先锋戏剧家玛丽亚·艾琳·福恩斯，两人遂成为同性恋人。
    当时，桑塔格和福恩斯发起了女性写作小组活动，而朋友们则称之为“女同性恋匿名会社”。她们谈论写作，互相激发灵感。福恩斯与桑塔格的亲密关系保持多年。
    1957年，26岁的桑塔格回国后便与丈夫离婚，并提出不要资助独自抚养儿子（1979年，她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说：“摇滚乐是我离婚的理由。”）。离婚后，她携带了“70美元、两只皮箱以及7岁的儿子”来到纽约，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宗教学。这时的桑塔格依然混迹在纽约的先锋艺术家和反文化的圈子中，对当时美国的小说不屑一顾。
    希腊——一直是桑塔格的一个梦。她在南方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一个圆形剧场里看过《美狄亚》。那次经历让她深为动容，就在美狄亚准备杀掉自己的孩子时，观众席上有好多人嚷起来，“别，别这么干，美狄亚！”她从中汲取到了女权主义的营养。
先锋女作家 
    桑塔格在《在土星的标志下》中谈论已故的友人保罗·古德曼：“我疑心，在他的书里存在一个比在生活中更可敬的他。”其实，这是她的心声，在她的书里存在一个比在生活中更可敬的桑塔格。 
    1964年，《关于坎普的札记》一文使她一夜之间声名鹊起。2年后，这篇随笔与其他几篇这个时期的文艺评论被收入标题为《反对阐释》的文集，书中写道：“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现代学说，实际上不外乎是精心谋划的阐释学体系，是侵犯性的、不虔诚的阐释理论。”这也标志着她与恪守“高级文化”的那群以严肃左派文人为代表的正统纽约知识分子分道扬镳。
    随着评论集《激进意志的风格》（1966）和《在土星的标志下》（1972）相继出版，桑塔格作为文化批评名家的地位已经得到了确立。在《尤奈斯库》中，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使这位大师动心的，不是对冷漠的抗议，而是一种对人类的厌恶感，并指出他是在以文化诊断的时髦的陈词滥调来掩盖这种厌恶感。桑塔格能够理解和欣赏后现代思想上的虚无主义，但却难以忍受尤奈斯库的作品在思想上的屈从。
疾病的隐喻 
    得病是桑塔格思想的一个转折点。
    1974年到1977年间，桑塔格进行了乳腺癌手术和治疗，她穿梭于美国和法国的数家肿瘤医院，见到很多和她一样的病友，她开始认识到这个世界有很多隐喻和被遮蔽的真相。
    她写作了最著名的作品《疾病的隐喻》；作为续集，1989年她又写成了《艾滋病与它的隐喻》。她从文学作品和现实背景分析疾病的文化寓意及其深刻影响，探讨“仅仅是身体的病”为何会变成道德批判，又为何会转换成一种社会歧视——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
    1998年，桑塔格又被诊断出子宫癌，医生说这种病人的寿命顶多还有5年，而且存活率只有5%。从很多年前开始，她身上突发的极度疼痛会持续数月，甚至连走路都成问题，生命依靠吗啡制剂来维系。她的文学代理人安德鲁·怀利曾说：“有好几次，我认真地想到，我们怕是要失去她了。”但桑塔格一如既往地乐观看待自己的病况。她说：“这次，是一种不同的癌症，不过尚在早期阶段。”   
    生病后，桑塔格更关心眼前的世界，她说：“我力图理解我所生存的世界。但我的思维很具体，也很实际。我用具体的历史现实衡量我的一切思想行为。”这种“具体和实际”代表着一种面对真相的态度，即亲身参与，拥有第一手知识和体验，才具有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
人生的尽头
    在美国大众眼里，桑塔格是由一个多才多艺的女作家变为锋芒毕露的女思想家。从1964年使她一炮而红的《关于坎普的札记》到2004年发表的最后一篇长文《注目他人受刑》，她永远走在反传统、反权势、反恶习、反丑陋的最前沿。在《巴黎评论》主办的讨论会上，她振聋发聩地喊出了“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癌瘤”，“美国的立国基础是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和“美国生活的质量是对人类发展可能的羞辱”的结论。
    1963年，在真正的反越战运动出现之前，桑塔格参与反越战运动。她和一位前美国特种部队成员一同在加州巡回演说。他们站在街角，两次被人扔石头。   
    2001年5月，桑塔格获得两年一度的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但她面对以色列人发表演说《文字的良心》，指出除非以色列人退出占据的巴勒斯坦土地，否则不会有和平。会场顿时嘘声四起，以色列主流媒体大为震怒。   
    桑塔格生前最后一篇文章是2004年5月23日《纽约时报杂志》上的长文《注目他人受刑》，她将美国士兵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伊拉克囚犯的事件与萨达姆的行刑队、纳粹相提并论，对暴行进行质问，再度引发了美国媒体的新一轮争论。
    2004年12月28日，这个令美国政客与知识分子不舒服的女人终于死于郁积型白血病。她15岁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时，在日记里摘抄了贝洛克的名句：“当我死去，我希望有人说：他的罪殷红，可他的书被读过。”
（作者为诗人，先锋戏剧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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