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资金”扶贫的喜与忧

华夏时报记者 马广志 围场报道

　　安静宇是河北省围场县御道口乡一复兴地村的一名普通养殖户，原来经常为饲料的资金缺口犯愁，规模一直上不去。自从他申请了村级互助资金后，他不断通过借款扩大养殖规模，现已连续贷款三年，他的羊也发展成了现在的300多只。

　　像安静宇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截止到2014年6月底，一复兴地村共有327户农民申请了借款资助，借款户人均收入年增加2200元以上。

　　这些情况是记者在近日深入围场县村级互助资金项目的农村了解到的，通过对当地村级互助资金项目的走访和与农户的面对面交流，实地体验了村级互助资金项目的“造血”式扶贫模式给当地农民带来的改变和希望。当然，还有问题。

　　扶贫造血，普惠金融

　　村级互助资金是把一部分财政扶贫资金交由社区，加上农户的一部分自有资金，组成专项基金，由社区以有偿使用的方式借给农户使用，社区通过民主选举的管理机构自主管理资金。

　　与传统的财政扶贫资金由政府来无偿使用和管理不同，村级互助资金有两个特点：一是属于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机制的重大创新；二是扶贫办对互助资金有明确定位，即在特定时期、特定贫困区域针对特定人群采用特殊的扶贫方式，是针对现阶段农村金融服务不足采取的扶贫方式。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可持续扶贫”的创新公益模式，村基金突破了原有以捐赠为主的“输血”式扶贫，实现了以借贷方式 “造血”式扶贫。

　　围场县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山区，受制于历史、地理因素，经济发展一直薄弱，至今仍为国家级贫困县。2006年被确定为“首批中央互助资金试点县”后，围场县就成立了一家以公益扶贫为目标的互助资金服务中心，实施和探索村级互助资金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及其他金融扶贫活动。

　　唐民是围场新拔乡岱尹下村贫困户，想发展生产上项目没有资金，到信用社借贷无人担保。2009年从互助社借款9000元，种植5亩胡萝卜，当年收入12000元，一举实现脱贫。

　　截至目前，全县共推广互助资金试点村58个，互助资金总量达1291.39万元，累计发放借款5142.2万元，扶持14500户发展胡萝卜种植、日光温室、食用菌栽培、肉鸡养殖、养羊和养牛等产业项目。受惠于机构小额信贷的低利率和便捷灵活的申请方式，大量贫困家庭依靠互助基金的资金支持，走上了致富道路。

　　今年5月，经过前期筛选和尽职调查，围场县互助资金服务中心应普惠1号小额信贷批发基金第二期项目组的要求，通过中信信托设置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获得了100万元的批发贷款，这笔贷款通过中心下放到6个试点村，为小额信贷在村级互助资金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

　　难以惠及特困农民

　　在岱尹下村的村委会里，记者见到了村主任兼互助资金基金会理事长王跃金。

　　王跃金说，在资金业务管理上，互助资金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注册，开设专门账户，专款专用，实行整借零还、按月还款的管理模式，最长借款期限为1年，年占用费8%。

　　当记者担心这个“利息”有点高时，王跃金笑着说，比起去银行和信用社贷款，这个利率并不高，更重要的是，农民们足不出村就能申请到贷款。“以前农民申请贷款，要走一百多里地去县城，还要跑好几趟，农民忙起来哪有那个功夫？农民借钱耕种养殖都是急用，等不起。现在申请互助资金就容易多了，不用出村，只要找个担保人立马就能拿到钱，既救急又快捷。”王跃金说。

　　胡萝卜种植专业户李果霞证实了这个说法，李大姐告诉我们，她种有几十亩胡萝卜，农耕时购买化肥、种子等需要资金，原来只能到信用社贷款，但是必须要和领导“走动走动”才行。“自从有了互助资金后，现在可方便了，啥时候缺钱啥时候来拿。”

　　“通过五年的运转，全村60%的农户都得到互助社的支持。”王跃金还告诉记者，目前互助基金会运转良好，到期借款回收率100%，至今没有一笔坏账。

　　王跃金还向我们分析了互助基金风险控制的关键因素：首先，借款额度控制在1万元以内，这个额度可以满足农户脱贫致富起步期的基本资金需求，也是非常安全的贷出额度；其次，第二、三户联保方式，一人亏了有人赔，充分利用了农村“熟人”关系的稳定性，确保资金安全；最后，资金只借给有偿还能力的人，以保证资金的回收率。

　　对于第三条，在记者提出“是否很难覆盖到真正的绝对贫困人口”时，王跃金苦笑着说：“没有办法，资金交到我们手上。如果没有100%的回款率，我们还怎么运行？”

　　针对这种“最贫困的农户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讲信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中心秘书长李人庆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公益扶贫”的本质。对此，李人庆建议应该适当放宽贷款范围，既要有原则性，又要给下面更多的灵活性。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利用财政扶贫资金建立担保补偿基金，为绝对贫困农户申请小额信用贷款提供保障，增大绝对贫困农户的贷款比重。

　　王跃金还告诉记者，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数千元至1万元左右的小额借款，已很难满足一些农户的需求。“希望政府和小额信贷机构能够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

　　对此，李人庆表示，这涉及到农村金融最核心的问题，即在金融制度、监管整体上存在着对农村金融的一个制度性的歧视，就是把适用于城市工业的金融制度，用在本身就存在着巨大制度缺陷的农业农村上。很多调查表明实际上农村金融60%、70%更高的时候是民间金融支撑农村金融，只不过是在地下。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必须要建立符合农村发展金融制度，就需要建立多元化、多主体、多形式并举，有效地进行政策扶持和制度供给。”李人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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