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老故事的新讲法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胡坤 北京报道

    京津冀一体化这个老故事在2014年有了新讲法。由于中央的密切关注，长期以来一直处境尴尬的京津冀一体化摇身变为“一号工程”，一时风头无双，连方兴未艾的自贸区试点和横空出世的长江经济带都无法望其项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故事一定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尾。此前的首都经济圈和更早的京津冀都市圈均无疾而终，一些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也对京津冀一体化接下来的发展表示了悲观。“这一次也不一定能取得成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表示，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新则直言，如果北京的战略思维不改变，京津冀一体化就是一句空话，而目前还看不到这种战略思维的明显变化。
    也许，在京津冀一体化华丽转身之后，其多舛的命运期待改变。
变身“一号工程”
    京津冀一体化是一个新名词，但却是个老话题。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北京战略”被提出开始，北京、天津和河北这三地如何协调发展就一直被人们反复讨论。但二十多年来，除了名称不断变化外，三地融合始终在原地踏步，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三方同床异梦，各行其是。
    一直以来，北京的发展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利用自己首都的身份要求河北和天津为自己提供便利。而具有优越地理位置的天津也是热衷于自身的发展，对一体化的热情不高。相比之下，只有河北比较积极，期望通过与京津的合作来带动自身的发展。于是，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河北热，北京冷，天津不冷不热”的局面，而且这种局面似乎要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但是，一场不期而至的雾霾改变了这种局面。
    2014年春节前后，持续的雾霾笼罩京城，PM2.5不断爆表，直到第一场春雨来临时，这种重度污染的天气才有所缓解。
    这场雾霾使得社会各界开始重新审视北京的发展。人们突然发现，除了环境恶化外，其他诸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住房困难、各种资源紧张等所谓的“大城市病”，北京一个不落都有。于是，如何为北京消肥减负迅速成为焦点。
    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座谈会，要求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并要求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
    在几天之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在作自己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时，同样将京津冀一体化放到了重要位置，提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表明要将京津冀打造成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增长极。
    随着中央的高度关注，京津冀一体化的话题持续发酵，在坊间被称为“一号工程”，其进程也似乎进入了快车道。
进程提速
    最先对京津冀一体化作出反应的是股市，其相关概念短时间内全面上涨。然后是环首都周边城市的楼市，尤其在保定“副中心”一说被提出之后，该市一些楼盘一日三提价，勇夺当月全国城市房价涨幅冠军。
    股市和楼市的癫狂只是纯粹的炒作，而京津冀一体化确实有实际的动作。
    在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上述座谈会后不久，首都第二国际机场的选址在经历了多年的争论之后终于有了定论，最终定于北京市南端毗邻河北固安等地的大兴区榆垡镇境内。这一或将带动上千亿元投资资金的项目，被认为是京津冀一体化的破题之举，将能有效带动周边区域的协调发展。
    4月初，有媒体报道称，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将落户河北永清，河北省廊坊市政府已经与北京西城区政府签署了合作发展框架协议，其中提到双方将共同打造现代化物流园区、专业批发市场和产业转型基地等。随后，北京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将外迁的消息也被传出，据称河北白沟最有希望。
    4月9日，又有媒体报道称“北京第一批外迁公司名单已确定，涉及化工、建材、铸造等门类的207家公司”。虽然北京市发改委随后进行了“辟谣”，但一些企业的外迁确实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4月16日，北京凌云建材化工有限公司原料药碳酸氢钠项目整体搬迁转移到河北省邯郸武安市，注册成立新兴凌云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成为北京市首家落户河北的企业。
    最引入瞩目的，还是北京市在6月28日派出了史上最强阵容考察团赴河北商议“协同发展”。考察团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等7名北京市领导带队，北京市16个区县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全部随行，此外京市全部27家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也全部到齐。这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概念提出后，北京首次派出“高规格”的考察团。
    以上的这些举动，还只是在京津冀一体化总体方案尚未出台、缺乏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各地自发的一些对接行动。据了解，这份名为《京津冀协调发展区域规划方案》的文件将于7月出台。
区域功能需重新定位
    京津冀一体化进程提速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即使出台顶层设计，要想真正实现一体化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和珠三角地区的相关城市都同属于广东这一个省份不同，京津冀一体化涉及三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和长三角地区上海是唯一的核心不同，京津冀城市圈中有北京和天津这两个特大城市。因此，京津冀一体化的情况要更加复杂，也更加困难。
    为了打破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的行政分割，汪玉凯建议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之下再设一个京津冀一体化小组作为协调机构，通过国家层面的统筹来实现三方共赢。
    但在刘维新看来，京津冀一体化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要解决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问题。
    根据区域经济学的错位发展理论，京津冀三地应该有不同的定位。理想的情况应该是：北京作为首都主要只承担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功能，天津应该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河北则是北京和天津的腹地，是北京经济功能疏散的承接地。
    但现实的情况是，京津冀三地长期以来产业分工不明确，产业结构趋同严重，都希望获得更多的优质资源，这就导致了地区间协作困难重重，相互间的竞争远大于协作，这也是二十多年来京津冀一体化踟蹰不前的根本原因。
    刘维新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北京，即北京必须转变思维，放弃自己的经济功能。而由此所产生的财政缺口，由中央财政进行转移支付补贴。不过在他看来，北京市的战略思维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近期曝出的北京将修建大七环的消息，反映出北京依然想扩张。而无论是保定的“行政副中心”还是通州的“城市副中心”，都只是一种简单“消肥”，而不是有意识地消减北京的经济功能。
    “如果北京的功能不重新定位，京津冀一体化就永远实现不了。”刘维新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