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学籍：中国教育的“巴士效应”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每年入夏，对于一些在北京工作的“异乡人”而言，孩子的入学问题或许比整个夏日还要难熬。5月31日，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信息采集截止，这意味着在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一些“非京籍”孩子并不快乐——在自己的国家，他们或许将面临无学可上的窘况。

　　在更早之前的5月14日，9位非京籍中考生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北京市教育考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中考后参加北京市普通高中平等录取，并取得正式学籍。19日，海淀法院正式受理此案，已转入行政厅。

　　而作为高考改革一块难啃的骨头，异地高考早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教育公平”呼唤多年，但对于许多在京打拼多年并在此安家的“非京籍”家庭而言，随迁子女的幼升小、小升初、异地高考，像是卡在他们面前的道道关卡。每一年，都有不知多少家庭一脸茫然，承受着如此荒诞的困境。

　　难以逾越的门槛

　　很多非京籍家长都认为，今年幼升小的“五证”更难办了。

　　去年，为明确小学生的入学条件，北京市教委提出了“五证”齐全的审核标准，其中包括：法定监护人的在京就业证明、在京实际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

　　今年，北京各区县都出台了“五证”审核的具体标准——或者说，不同程度的附加要求。譬如在《昌平审核办法》中，昌平区明确规定，暂住证要在2013年12月31日之前制发，父母双方缺一不可;而通州区则要求入学儿童父母必须在通州区就业才可以入学——尽管谁都知道那是一座“睡城”;亦庄更是要求家长必须在学校片区工作3年以上。这意味着，对于一些家长而言，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工作，或者让孩子回户籍所在地上学，无论是哪种选择，都注定了某些人的命运改变。

　　虽一直在扩招，但事实上，北京的适龄儿童连年增长，小学入学条件也一直被抬高。“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要控制首都外来人口。”同心实验学校的负责人之一许多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同心实验学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是一所名副其实的打工子弟学校，和其他一百多所打工子弟学校一样，这里承载着不少低收入家庭随迁子女的基础教育工作。只是在这些学校之中，有很多尚未获得“办学资格”，不能获得国家的各项政策福利，但它们却成为了不少家庭的唯一选择。截至2013年底，北京公办小学在校生共78.93万人，本市户籍41.97万人，非本市户籍36.96万人。在非本市户籍小学生之中，农村户口学生人数为24.9万人，他们基本上是进城务工随迁子女。更有资料显示，北京大概有5万至6万没有学籍的打工子弟小学生。

　　作为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城市化过程中，打工子弟学校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2012年6月，同心实验学校突然被要求“停业关闭”，理由是“在房屋安全、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和卫生保健等方面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校长沈金花觉得这样的理由有些荒诞：“我们自创办以来参加了历年由朝阳区、金盏乡举行的各项安全检查，在各项管理制度，安全规范等各方面正日趋完善，‘严重安全隐患’从何谈起呢……我们学校对当地义务教育工作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在本地打工家庭中也非常受欢迎，有关部门应帮助我们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让我们停业关闭。”

　　作为打工子弟学校的范本，同心实验学校受到了社会各界关注，为了它的存废，崔永元联合其他4位专家甚至“上书”国家教育部部长，呼吁让其继续生存。

　　目前，这所学校得以保留。“同心一直在努力完善，积极申请‘办学资格(改善教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但教委现在根本就不会给打工子弟学校以资格证……我们目前最大困难就是孩子们的电子学籍没法办理。”许多告诉记者，“学籍制度的问题就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成了教育公平的绊脚石，根本问题就是进城打工者在城市得不到基本的权益(孩子的受教育权)，办理电子学籍要五证，但证件很难收集。”

　　户籍与矛盾

　　在目前有关教育公平的诉求中，户籍似乎是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知名教育工作者杨林柯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从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来看，教育公平问题确实和户籍制度不能分开。当然，教育问题在中国是一个系统问题，比如资源配置很多时候不是依靠市场，而是依靠政策和行政力量;比如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在政策待遇以及经费投入上就不一样，甚至有很大差距。就是在重点学校内部资源配置也不一样，往往会出现‘马太效应’，比如中学里，成绩好的学生往往交费少，享受待遇好，可以挑班级，而成绩不好的学生常常遭受冷遇，可这些学生交了比成绩好的学生多得多的费用，反而享受不到好的教育，这不符合市场规律，这是人为制造的不公平。而户籍制度是最大的教育不公，它是有意制造出来的不公，是一种制度性安排，为什么北大、清华在北京的招生分数和外地相差那么大呢?”

　　著名教育研究者杨东平用“巴士效应”形容教育的不公——先挤进公交车上的人占有了资源，于是不希望别人再进来，急切地关上车门。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影响异地高考制度改革最大的障碍，是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巨大教育差距，在现存户籍制度没有改变的前提下，试图突破高考制度，难度非常大，风险也很大……户籍制度是决策层要解决的，但在具体的实施中，家长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本地人担心外地人侵害自己的利益，外地人在宪法的规定下要求实现教育公平，双方产生利益冲突……北京、上海的很多家长一提到放开异地高考制度，就跳出来反对，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这种行为是最站不住脚的，这是很狭隘的心态。”

　　近几年一直参与呼吁教育公平活动的跳舞(网名)对此深有感触。为了寻求支持，跳舞和其他非京籍家长经常去地铁口、农贸市场等外地人口多的地方寻找签名，并以固定的频率去教委信访办。在教委信访办门口，京籍年轻人和非京籍家长之间还不断有言语冲突。“他们很多就是起哄，我们只是希望搭建一个理性的对话平台，而非激化矛盾……这个过程挺艰辛的，没有任何人支持你，只有我们这些普通的家长。”跳舞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杨林柯则担心人为的“被排斥”，会影响随迁子女的心理发育。“为什么同龄的孩子有那么大的差异?这会让农村孩子产生身份自卑感，从小对城市产生疏离感。”

　　事实上，在一个自由迁徙已属常识的时代，福利(包括教育福利)与市民权利的捆绑，或许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症结。如《南方周末》评论员陈斌所言：“我们当然可以说：市民权本质上是个宪法问题，是迁徙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民权首先是个财政问题，即钱的问题，非常形而下，非常俗。目前，中国大城市的户口很值钱，根据稀缺程度，市价在几万至几十万不等甚至更高……大城市政府的苦恼在于：在现行户籍制度下，如果向外地移民完全放开市民权，那后果要么是为了让所有人满意而维持目前的福利水准，本地财政将迅速走向破产;要么是为了确保财政可持续性而听任福利被迅速稀释，这会招致本地户籍居民强烈不满。”

　　破冰之路

　　我国的法律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去年，全国大部分省市都出台了异地中高考方案，但在最亟待解决的核心地区，教育资源丰富的北京和上海等地，随迁子女高考门槛依旧很高，在北京异地高考只开放了高职。

　　“我国各地高考实行按户籍报名的制度，根源在于高考实行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这一制度，制造了高考录取的地区不公平，在这一录取框架下，要开放异地高考难度极大。要彻底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必须改革升学考试制度。比如，如果全国重点大学实行基于全国统一测试的自主招生，考生可在任何地方报考，并用统一测试成绩去申请大学，这就不再存在异地高考问题，而成为了自由高考。”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说道，“是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制造了不公平。这并不意味着司法对此无能为力，不能追究地方教育部门的责任。如果司法机关的介入能引起对当前解决异地高考整体思路和高考录取制度的反思和审查，那么对整体推进我国高考公平不无裨益，这甚至可以成为我国高考公平的里程碑事件。因为其回应的不是几名起诉人的公平考试诉求，而是如何保障法律确定的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问题。”

　　杨林柯则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放开教育，让社会来搞，政府只提供资金支持、政策支持。相信农民会种地，相信教师会教书，相信教育家会办学。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在升学制度、招生制度上要放开，真正落实学校的自主招生。同时要让学校的文凭社会化、市场化。学校毕业的学生质量高，有创造性，社会欢迎，不用搞什么国家行政部门认定的‘重点学校’，社会上也会出现许多优秀的民办学校。市场认定、社会认定比政府认定更有可信度。允许社会上有独立的教育研究机构对学校进行评估，并接受社会的监督，也许不失为一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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