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代价
程凯
“不平等的代价”，这其实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一部作品的名字。效率与公平，到底是不是一对矛盾？在上一期的“地平线”《亚行的提醒》中，我其实已经给大家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亚行的提醒”来自于4月1日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一份《2014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这份报告中关于中国有两个话题，一个是“2014-2015年中国经济将继续适度增长”，一个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应加大公共投入，缩小贫富差距”。但我们上次过多地关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问题，对于缩小贫富差距的话题却没有时间和空间展开，因此这一期我们接着谈。
关注效率的市场，到底关不关心公平，公平与否会不会倒过来影响到市场的效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很多原先更多关心市场的人现在已经越来越关心公平的问题。
前些日子，IMF总裁拉加德在北京清华大学有一个演讲，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警惕中国贫富分化扩大”。拉加德举的一个案例是：“根据IMF的近期研究，不平等的社会增长得较慢，即使增长也不能持续。此外，不平等还会侵蚀社会结构。”
至于如何消除不平等？拉加德的提议包括：改善教育、医疗保健和金融服务的获得渠道，是消除不平等的有力途径；合理的再分配政策，如累进性征税和强有力的安全网，也能发挥作用，“最有效的办法是激励人们，让他们能够发掘自己的潜力。”
有意思的是，亚行在他们的《2014年亚洲发展展望》中也关注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平等问题，这里面自然也涵盖了中国。亚行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正在破坏亚洲发展中国家过去数十年来取得的减贫成果，而国际经验表明，增加公共投入可以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比如，政府加大教育和医疗投入，让更多贫困人口享有这些重要服务，有助于促进公平竞争，降低基础设施使用成本，扩大使用范围，让贫困人口更好地享有完善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机会。”
其实，亚行的建议和拉加德的想法差不太多，都指出了加大公共开支投向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因为教育和医疗上的投入本质上可以改善和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而这部分群体人力资本的提高，才是摆脱贫困的治本之道。不过，亚行的不同在于它进一步提出了如何加大公共开支的问题——加大公共开支的本质其实就是财政政策。
按照亚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的说法就是，财政政策可以并且应该在促进亚洲地区包容性增长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亚洲的政策决策者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将包容性增长目标与财政预算规划相结合，进行政策调整，让更多人共享发展的成果。
话说到这里，你恐怕就会提出一个疑问，加大公共投入缩小贫富差距没有问题，加大公共投入的来源是财政政策也没有问题，但是财政的钱要从哪里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不是？
其实，就此亚行在它们的报告中提出了方案，财政收入的来源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税收！通过加大税收，通过税收获得后的转移支付，让经济增长的好处更加公平地分配，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命题。我们遇到的所有不平等问题，大多数都和税收征收方式以及公共支出分配方式出了问题有关，富人可能被征的税比例更少，而同时他们可能得到的财政转移支付更多，这就造就了市场效率以外的不公平问题。
亚行的报告指出，相比全球标准，亚洲税收基数依旧很小：21世纪前十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税收与GDP平均比值为17.8%，低于全球28.6%的平均值。报告提出的增加国家税收的方法也很具体，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课税基数；扩大矫正性税收和非税收入；逐渐开征财产税、资本收入税和遗产税等。
请注意财产税、资本收入税和遗产税，其中还包含了房地产税，这些税很可能就是中国未来10年财税改革的方向，改了才有可能促进公平，不改贫富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而这种贫富差距的拉大，就如拉加德所说：“不平等的社会增长得较慢，即使增长也不能持续。”如果不改，中国经济的增长就难以持续。
其实，亚行说的虽然只是亚洲的问题，但是不公平所造成的代价，实际上已经给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造成了深深的伤害。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相信，正是这种不平等的积累导致了金融危机，而也正是这种不平等目前影响了美国经济难以恢复到自然增长率。过于相信市场，相信市场的效率重于公平，让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成为制造不平等的根源，危机已经积重难返。
最后引用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的一段话结尾：1%的少数群体虽然享受着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那就是意识到他们的命运是和那99%的大多数命运捆绑在一起的，纵观历史，这1%的群体最终都会明白这一道理，只不过他们常常明白得太晚了。（作者为本报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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