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三驾马车”如何协作
摘要：中国的“社会”和“市场”与“国家”相比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既要防范威权与资本结合“鱼肉”社会，又要防范威权利用民粹“榨取”市场。
苏琦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各级政府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加强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努力为人民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而此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也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政治学领域逐渐流行的一个概念。近年来与之相呼应的还有更侧重公共产品供给和分配方面的“公共治理”和就全球性议题进行协作的“全球治理”。“治理”观念的流行与后冷战时期号称“超越左与右”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兴起不无关系。相对于之前意识形态和强制色彩更浓的“统治”和“管治”，“治理”更为中性，也更凸显绩效观念，即不以“民主”或“非民主”论英雄，而以治理能力论短长，比如相较于低能力低民主国家，高能力低民主国家显然更为可取等。
治理能力的高低首先取决于治理体系的运作是否流畅。治理能力包含治理的效率和治理的合意性，即治理的主体和客体相互协作的能力。就中国的语境而言，这意味着党的执政、国家机构的履职和人民群众的依法管理这“三驾马车”间的有效协作。
党的执政主要体现在政策功能和优选功能，也就是准确把握民意，并将民意转化为党的政策并落实为政府的行政举措，同时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为国家机构提供优质人选。国家机构的履职一方面体现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体现在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和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认真听取人大代表、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的意见。加大政务公开，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而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一方面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社会治理模式的改进和创新上，也即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
因此，相较于欧美国家基于“国家－市场”和“国家－社会”二分法基础上的对“互赖式治理”的强调，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治理更体现出“三位一体”的协作特征：即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机构的履职能力和人民群众委托管理和自我管理能力三者的有机结合。以国家机构的履职能力为例，其组成人员的履职行为既要接受党内监督，又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其行为要体现“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而对其履职能力的监督水平也取决于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有机结合。
其次，治理能力的高低还取决于治理体系是否具有足够的弹性，这一方面体现为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来涵纳变化重组中的治理联盟，另一方面体现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治理对象日趋多元的诉求。
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到“允许资本家入党”，应该说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展现出了相当大的体系弹性，有利于集合社会各阶层精英通过“协商式民主”群策群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不过，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治理对象的变迁及其引发的诉求多元化。以农民工群体为例，据央视日前报道指出，中国目前农民工总数已达2.6亿，其中七成以上是80后、90后年轻人。与其前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各种公共产品的需求水平会更高，对参与治理和自我治理的预期也不可同日而语。面对这样一个近3亿人的同质化群体，国家治理体系所肩负的治理挑战规模之巨大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国家治理体系还必须兼顾其他社会群体的差异化诉求。而这种差异化又因区域、城乡和所有制的差别而更行扩大，再叠加以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的现代化等大背景，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动态治理能力提出了持久的考验。因此，保持国家治理体系弹性，提升动态治理水平，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长期命题。
再次，国家治理能力还体现在如何协调好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的关系上。由于三者间强弱之势不同，如何厘定应有的游戏规则殊为不易。首先，由于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的不同，相较于近年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体对“国家”角色的再认识和再重视，以及由此引发的“把国家请回来”的命题，中国更多面临的是如何切实提高“社会能力”，因此相关命题就更多体现为如何“重新发现社会”。其次，相较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强社会”能够直接通过“占领华尔街”和“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等强势行为来实现与市场的博弈并试图“驾驭”市场经济，则中国的“社会”和“市场”与“国家”相比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既要防范威权与资本结合“鱼肉”社会，又要防范威权利用民粹“榨取”市场。如何“抑强扶弱”，实现三者良性博弈，把政府能力、社会动力、市场活力都激发出来并形成三者合力，将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一环。
最后，国家治理能力还体现在如何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公共产品的提供。国家治理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体现在公共产品的可持续高水平供给能力上，这其中包括社会福利水平、就业率、环境质量、生活便利程度等可量化的物质指标，更包括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向上的社会流动性、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积极进取而不焦虑浮躁的社会风气、多元价值取向中凝聚主流共识和主流价值观的能力等等。相较于有形的公共产品，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对无形公共产品的需求将更为强烈，也更加考验国家的治理能力。李克强提出要“推进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改革”。如果说有形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体现着政府协同能力的提升，那么无形公共产品的多元有序供给将更加体现国家治理能力的改进。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各级政府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加强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努力为人民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而此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也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政治学领域逐渐流行的一个概念。近年来与之相呼应的还有更侧重公共产品供给和分配方面的“公共治理”和就全球性议题进行协作的“全球治理”。“治理”观念的流行与后冷战时期号称“超越左与右”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兴起不无关系。相对于之前意识形态和强制色彩更浓的“统治”和“管治”，“治理”更为中性，也更凸显绩效观念，即不以“民主”或“非民主”论英雄，而以治理能力论短长，比如相较于低能力低民主国家，高能力低民主国家显然更为可取等。
治理能力的高低首先取决于治理体系的运作是否流畅。治理能力包含治理的效率和治理的合意性，即治理的主体和客体相互协作的能力。就中国的语境而言，这意味着党的执政、国家机构的履职和人民群众的依法管理这“三驾马车”间的有效协作。
党的执政主要体现在政策功能和优选功能，也就是准确把握民意，并将民意转化为党的政策并落实为政府的行政举措，同时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为国家机构提供优质人选。国家机构的履职一方面体现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体现在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和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认真听取人大代表、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的意见。加大政务公开，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而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一方面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社会治理模式的改进和创新上，也即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
因此，相较于欧美国家基于“国家－市场”和“国家－社会”二分法基础上的对“互赖式治理”的强调，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治理更体现出“三位一体”的协作特征：即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机构的履职能力和人民群众委托管理和自我管理能力三者的有机结合。以国家机构的履职能力为例，其组成人员的履职行为既要接受党内监督，又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其行为要体现“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而对其履职能力的监督水平也取决于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有机结合。
其次，治理能力的高低还取决于治理体系是否具有足够的弹性，这一方面体现为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来涵纳变化重组中的治理联盟，另一方面体现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治理对象日趋多元的诉求。
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到“允许资本家入党”，应该说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展现出了相当大的体系弹性，有利于集合社会各阶层精英通过“协商式民主”群策群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不过，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治理对象的变迁及其引发的诉求多元化。以农民工群体为例，据央视日前报道指出，中国目前农民工总数已达2.6亿，其中七成以上是80后、90后年轻人。与其前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各种公共产品的需求水平会更高，对参与治理和自我治理的预期也不可同日而语。面对这样一个近3亿人的同质化群体，国家治理体系所肩负的治理挑战规模之巨大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国家治理体系还必须兼顾其他社会群体的差异化诉求。而这种差异化又因区域、城乡和所有制的差别而更行扩大，再叠加以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的现代化等大背景，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动态治理能力提出了持久的考验。因此，保持国家治理体系弹性，提升动态治理水平，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长期命题。
再次，国家治理能力还体现在如何协调好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的关系上。由于三者间强弱之势不同，如何厘定应有的游戏规则殊为不易。首先，由于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的不同，相较于近年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体对“国家”角色的再认识和再重视，以及由此引发的“把国家请回来”的命题，中国更多面临的是如何切实提高“社会能力”，因此相关命题就更多体现为如何“重新发现社会”。其次，相较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强社会”能够直接通过“占领华尔街”和“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等强势行为来实现与市场的博弈并试图“驾驭”市场经济，则中国的“社会”和“市场”与“国家”相比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既要防范威权与资本结合“鱼肉”社会，又要防范威权利用民粹“榨取”市场。如何“抑强扶弱”，实现三者良性博弈，把政府能力、社会动力、市场活力都激发出来并形成三者合力，将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一环。
最后，国家治理能力还体现在如何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公共产品的提供。国家治理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体现在公共产品的可持续高水平供给能力上，这其中包括社会福利水平、就业率、环境质量、生活便利程度等可量化的物质指标，更包括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向上的社会流动性、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积极进取而不焦虑浮躁的社会风气、多元价值取向中凝聚主流共识和主流价值观的能力等等。相较于有形的公共产品，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对无形公共产品的需求将更为强烈，也更加考验国家的治理能力。李克强提出要“推进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改革”。如果说有形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体现着政府协同能力的提升，那么无形公共产品的多元有序供给将更加体现国家治理能力的改进。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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