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反恐才能有效反恐
摘要：昆明暴恐事件发生后，网上一片喊打喊杀之声。恐怖分子行径的残忍猖狂，确实人神共愤。对恐怖分子从严从重进行处理，打击东突分裂势力的猖狂气焰，实属必要。
苏琦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坚决打击一切渎亵国家法律尊严，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暴恐犯罪，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共同建设平安中国。”
昆明暴恐事件发生后，网上一片喊打喊杀之声。恐怖分子行径的残忍猖狂，确实人神共愤。对恐怖分子从严从重进行处理，打击东突分裂势力的猖狂气焰，实属必要。但越是群情汹汹之际，有关部门越是要保持清醒头脑，认识到反恐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以法治精神为反恐斗争保驾护航，才能取得较为理想的结果。
暴力恐怖分子的残暴行为已经跌出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令分裂势力的所有说辞都已失去了道义的力量。他们的所作所为除了想在和平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投下沉重的恐怖阴影外，还意欲激怒文明社会采取过激报复手段，将文明社会拉入和他们打一场野蛮战争的境地，从而将反恐斗争污名化，制造一种暴力循环的假象。法治反恐，理性反恐，将使我们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以文明和正义的力量击败野蛮与残暴。
昆明惨案的发生提醒人们东突恐怖分子的活动半径已明显扩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东突分裂势力保持严防死守的高压态势将无可避免，且反恐半径、深度和力度也将进一步扩大。中国需不需要制定一部类似美国《国土安全法》那样的法律，以更好协调各有关部门的反恐力量，并使全方位反恐斗争师出有名，值得相关部门考虑。
日趋长期化和常态化的反恐斗争，势必会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各方面的影响，此时尤应以法治精神来求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尤其在维族同胞聚居地区，反暴恐反分裂斗争的开展尤须秉承法治精神，如果手法过于粗糙，反而会起到为渊驱鱼的效果，正中分裂势力和暴恐分子的下怀。一支正义文明的反恐之师，将令分裂势力蛊惑人心的诋毁和攻讦不攻自破。
法治象征着程序理性，反对以目的的合理性遮蔽过程的非理性。只有手段经得起推敲，才能反证目的的合理性。“非正常”手段可能提高效率于一时，但从长期视角来看，终究会损害反恐的正当性。而分裂主义势力也会振振有词以其所谓的目的“正义性”来掩饰其血腥暴行，并诱哄裹挟普通民众加入其“事业”。
法治体现秩序精神，以维护日常生活秩序为己任。如果因反恐而过于扰乱日常生活秩序，则将使反恐“内卷化”，即成本大大高于所得，陷入高射炮打蚊子的困境，反而会遂了分裂势力借偶发性暴力事件颠覆社会正常运行秩序的初衷。在维护对分裂势力高压态势和加强暴恐分子精准打击力度的同时，以法治精神保障公众日常生活秩序，是对试图以暴力让民众生活陷入失序的行为最有力的反击。
事实上，分裂主义势力的影响近年来在新疆一些地区有所蔓延，与当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的失序不无关系。生活在失序状态下的人们易于产生一种对于主流社会的疏离和叛逆，易于被分裂势力裹挟。在一些分裂势力“重灾区”，法治精神几无立足之地，而原教旨主义准则却成为日常生活规范，血缘和宗法社会等前现代信任网络成为维系日常生活运转的纽带，这样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自然是分裂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所乐见的一种社会生态。因此，除了以法治精神维护新疆以外地区日常生活秩序外，在法治框架下重建分裂势力“重灾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秩序，让当地社群和社区走出封闭的自循环状态，彻底铲除分裂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滋生的土壤，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法治体现着现代文明精神，法治建设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抓手。说到底，反恐问题既有其特性，如历史、族群和宗教因素，也体现和折射着中国社会当前诸多矛盾的共性，如区域差距、城乡扞格、贫富分化、社会向上的流动性渐趋缓慢等。因此，反恐问题既有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全体中华民族所共同面对的困难与挑战，而又叠加以新疆地区特殊的历史、族群和宗教背景，其复杂难解可想而知。
也因此，相较于针对该地区的特殊努力和投入，反恐问题的解决更离不开中华民族整体社会、经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这其中包括法治市场经济建设以及由此而得到保障的平等参与市场活动的权利，包括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的适度弭平，以及由此而来的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和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权利，还包括平等参与政治生活，依法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权利。一味靠高压反恐和特殊优惠政策不是出路，前者会无形中强化族群扞格，后者所含利益若不能普惠均享，一方面会滋生新的嫌隙，另一方面则易催生反恐斗争中的特殊利益集团，反而会令挑战更形难解。
当包括新疆维吾尔族同胞在内的所有共同体成员都能享受到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文明进步的成果时，反恐问题的解决将水到渠成，到那时，国族认同感的增强，向上流动性的提升，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主流文明范式的弥散，宗教宽容精神的感召，历史矛盾的化解等等将大大改善新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态，令分裂势力、极端势力和暴恐分子无立锥之地。
此外，打击恐怖分裂势力，还要考虑国际观瞻。反恐反分裂是中国内政，但与国际事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新疆伊斯兰社群与国际伊斯兰社群有着传统的人文和宗教渊源，另一方面中国的反恐反分裂事业离不开国际社会的配合。只有以法治精神开展反恐反分裂斗争，才能更多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减少阻力。
族群和谐与共荣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如果中国能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较好地化解此一问题，转危为机，化机遇为挑战，赢得一个内政清明、公平均富、各族群和谐共治与自治的未来，则中国“软实力”可期，和平崛起有望，“中国模式”将不言自明，其感召力和影响力亦将不胫而走。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坚决打击一切渎亵国家法律尊严，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暴恐犯罪，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共同建设平安中国。”
昆明暴恐事件发生后，网上一片喊打喊杀之声。恐怖分子行径的残忍猖狂，确实人神共愤。对恐怖分子从严从重进行处理，打击东突分裂势力的猖狂气焰，实属必要。但越是群情汹汹之际，有关部门越是要保持清醒头脑，认识到反恐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以法治精神为反恐斗争保驾护航，才能取得较为理想的结果。
暴力恐怖分子的残暴行为已经跌出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令分裂势力的所有说辞都已失去了道义的力量。他们的所作所为除了想在和平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投下沉重的恐怖阴影外，还意欲激怒文明社会采取过激报复手段，将文明社会拉入和他们打一场野蛮战争的境地，从而将反恐斗争污名化，制造一种暴力循环的假象。法治反恐，理性反恐，将使我们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以文明和正义的力量击败野蛮与残暴。
昆明惨案的发生提醒人们东突恐怖分子的活动半径已明显扩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东突分裂势力保持严防死守的高压态势将无可避免，且反恐半径、深度和力度也将进一步扩大。中国需不需要制定一部类似美国《国土安全法》那样的法律，以更好协调各有关部门的反恐力量，并使全方位反恐斗争师出有名，值得相关部门考虑。
日趋长期化和常态化的反恐斗争，势必会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各方面的影响，此时尤应以法治精神来求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尤其在维族同胞聚居地区，反暴恐反分裂斗争的开展尤须秉承法治精神，如果手法过于粗糙，反而会起到为渊驱鱼的效果，正中分裂势力和暴恐分子的下怀。一支正义文明的反恐之师，将令分裂势力蛊惑人心的诋毁和攻讦不攻自破。
法治象征着程序理性，反对以目的的合理性遮蔽过程的非理性。只有手段经得起推敲，才能反证目的的合理性。“非正常”手段可能提高效率于一时，但从长期视角来看，终究会损害反恐的正当性。而分裂主义势力也会振振有词以其所谓的目的“正义性”来掩饰其血腥暴行，并诱哄裹挟普通民众加入其“事业”。
法治体现秩序精神，以维护日常生活秩序为己任。如果因反恐而过于扰乱日常生活秩序，则将使反恐“内卷化”，即成本大大高于所得，陷入高射炮打蚊子的困境，反而会遂了分裂势力借偶发性暴力事件颠覆社会正常运行秩序的初衷。在维护对分裂势力高压态势和加强暴恐分子精准打击力度的同时，以法治精神保障公众日常生活秩序，是对试图以暴力让民众生活陷入失序的行为最有力的反击。
事实上，分裂主义势力的影响近年来在新疆一些地区有所蔓延，与当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的失序不无关系。生活在失序状态下的人们易于产生一种对于主流社会的疏离和叛逆，易于被分裂势力裹挟。在一些分裂势力“重灾区”，法治精神几无立足之地，而原教旨主义准则却成为日常生活规范，血缘和宗法社会等前现代信任网络成为维系日常生活运转的纽带，这样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自然是分裂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所乐见的一种社会生态。因此，除了以法治精神维护新疆以外地区日常生活秩序外，在法治框架下重建分裂势力“重灾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秩序，让当地社群和社区走出封闭的自循环状态，彻底铲除分裂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滋生的土壤，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法治体现着现代文明精神，法治建设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抓手。说到底，反恐问题既有其特性，如历史、族群和宗教因素，也体现和折射着中国社会当前诸多矛盾的共性，如区域差距、城乡扞格、贫富分化、社会向上的流动性渐趋缓慢等。因此，反恐问题既有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全体中华民族所共同面对的困难与挑战，而又叠加以新疆地区特殊的历史、族群和宗教背景，其复杂难解可想而知。
也因此，相较于针对该地区的特殊努力和投入，反恐问题的解决更离不开中华民族整体社会、经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这其中包括法治市场经济建设以及由此而得到保障的平等参与市场活动的权利，包括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的适度弭平，以及由此而来的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和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权利，还包括平等参与政治生活，依法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权利。一味靠高压反恐和特殊优惠政策不是出路，前者会无形中强化族群扞格，后者所含利益若不能普惠均享，一方面会滋生新的嫌隙，另一方面则易催生反恐斗争中的特殊利益集团，反而会令挑战更形难解。
当包括新疆维吾尔族同胞在内的所有共同体成员都能享受到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文明进步的成果时，反恐问题的解决将水到渠成，到那时，国族认同感的增强，向上流动性的提升，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主流文明范式的弥散，宗教宽容精神的感召，历史矛盾的化解等等将大大改善新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态，令分裂势力、极端势力和暴恐分子无立锥之地。
此外，打击恐怖分裂势力，还要考虑国际观瞻。反恐反分裂是中国内政，但与国际事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新疆伊斯兰社群与国际伊斯兰社群有着传统的人文和宗教渊源，另一方面中国的反恐反分裂事业离不开国际社会的配合。只有以法治精神开展反恐反分裂斗争，才能更多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减少阻力。
族群和谐与共荣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如果中国能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较好地化解此一问题，转危为机，化机遇为挑战，赢得一个内政清明、公平均富、各族群和谐共治与自治的未来，则中国“软实力”可期，和平崛起有望，“中国模式”将不言自明，其感召力和影响力亦将不胫而走。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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