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与现实间的难题
程凯
如果说，单月数据不能完全反映制造业疲软，那么连续两个月数据依然向下，就不得不引起大家警惕了。这是汇丰中国2月份的制造业PMI初值降到48.3后，我们应该有的第一反应。
1月底时，针对汇丰中国当时公布的1月份PMI初值降到49.6，我在《地平线》中的评论是“荣枯线上下的PMI”都很正常。尽管该数据是6个月来第一次跌破50的荣枯线，但从PMI的中期走势看，PMI数值在50上下都算正常。
“无论从PMI近年来的走势看，还是货币流动性对投资需求的影响看，1月份PMI降到荣枯线以下都不是一个值得惊慌的事情。信贷在1月份肯定能回来，这是季节规律。”
现在情况如何？1月份的信贷量是回来了，但PMI还在缩。也许PMI在荣枯线上下的波动还在正常范围内，也许2月份PMI只是1月份的延续，到3月份PMI出来时，我们可能按照季度来评估和衡量经济的水平会更准确，但对2月份PMI跌到48.3还是需要提高警惕。
提高警惕，尤其是对货币部门而言，在增长和转型之间，最要紧的是节奏。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外部的观察者把经济下滑归咎于货币政策收紧，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数据疲软令中国经济政策面临质疑》中，一种分析认为，“增速放缓的部分原因是，政府出于对金融系统出现信贷泡沫的担心而推高了借款成本。但是政府也不希望太激烈地控制信贷规模，担心这会导致经济增速进一步降低而失业率上升。”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节奏和平衡问题，政策其实没有什么好与坏，只有度的问题，不到位不行，过头了也不行。中国经济要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要提高生产率，方向当然没问题，但现在流行的市场现实主义和市场浪漫主义来办事，可能都行不通。
市场现实主义说，还是得靠投资，市场浪漫主义说，消费就可以。事实往往站在钟摆的中点，不偏不倚。一方面，需要消费的提升，但是不能一蹴而就，投资在短时期内依然不能放手；另一方面，消费的提升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悲观，以至于还让人固守着投资为王的旧思维不放。
这是我的想法，最初来源于看到一种对市场浪漫主义的批评。那还是汇丰PMI1月份的初值49.6刚刚公布时，这种批评认为，“做好市场经济的实际算术就需要明白，维持高水平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和制定包括金融在内的所有政策时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也必须制定旨在维持这两项增长率的政策。”
批评者还认为，“因为不懂市场经济事实，错误地相信，提高生产率能弥补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下降，即是市场浪漫主义。这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的另一种体现——即使真能成功提高效率，也不能弥补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下降。”
而我对消费升级的想法也来自于今年1月份的一则《纽约时报》的报道，报道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降温无碍向消费转型”。这是一个记者采访多个人分析的文章，关注的重点还是中国正在进行这场重大改革，“目的是让其经济摆脱过去几十年来依赖的增长点：国家驱动的低效投资，以及以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为主要目的的制造业。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比如对像汽车、洗衣机和家具等，是平衡经济努力的一个关键因素。”
至少对这篇报道采访到的企业家而言，前景还是乐观的。比如在全球拥有260多家专卖店的丹麦家居品牌BoConcept，目前已在中国大陆开了18家店，还计划再开6到8家，他们寄希望中国富裕程度不断提高，BoConcept亚太区经理金姆·穆尔霍尔姆说，“我们在中国看到很多机遇。”
BoConcept只是乐观者之一，我最关注的还是报道中采访到的一位上海某精品咨询公司的人士，这位叫做理查德·胡的人说，中国要想刺激更多的国内消费，就需要培育更活跃的私营经济，如果能释放出私有企业的能量，创造一个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就业和工资就能持续增长，从而为国内消费提供支持。
胡还说，“这是一个循环，他们需要让私营部门正常发展，这样才能驱动消费。但这不会一下子就改变。至少在未来3到5年，政府除了给经济下更多的‘感冒药’外别无选择，也就是还得继续对基础设施和工厂等固定资产进行投资。”
我觉得，胡先生说的第一段话很重要，说的是消费得以增长的关键动力，但是他的第二段话也许更关键，那就是在消费得以内生增长的等待期中，还是需要有投资的保驾护航。这就是我想说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肯定不是浪漫主义，相反偏向现实主义。讲究现实主义，恰恰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所以我对政策的现实主义并不担心。央行绝对不会是什么浪漫主义者，这一点我们可以放心，就像上面提到的《华尔街日报》文章所引用的龙洲经讯的一份报告所说，“中国央行实际上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强硬。虽然政府担心地方政府债务和其他隐性债务不断增加，但政府同时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在更长期内处理。”这就是现实主义。（作者为本报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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