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裕：国安委信号解读
摘要：中国成立国家安委会，是向国际上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非常重视安全稳定，中国已经把安全稳定当做国家大战略层面的问题加以对待和处理。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将对国际形势有很大影响，对中国的国内外安全保障也一定有很大影响。11月20日， 中国太平洋地区合作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太平洋地区论坛副理事长、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王普丰少将在2013年东亚安全形势新发展专家研讨会上说：以和平发展与经济增长促安全合作，这是中国国际安全战略的核心部分。王普丰认为，目前东亚安全局势总的来说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机遇将国内的事情搞好。
在讨论东亚安全局势的时候，与会专家提出中国要牢牢把握东海、南海安全局势发展变化的主动权。独立智库三略研究院高级顾问、著名军事专家徐光裕少将提出，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应有明确的战略选择。徐光裕会后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举动对未来东亚安全局势将产生何种重要影响等问题发表看法。他表示，中国成立国家安委会，是向国际上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非常重视安全稳定，中国已经把安全稳定当做国家大战略层面的问题加以对待和处理。
《华夏时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举动对于未来东亚安全有何重要影响？
徐光裕：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和崛起，主要靠两个轮子支撑，一个是经济发展，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个轮子是安全保障，没有安全保障，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安全保障，都需要有高度集中的高效的决策机构，中国过去尤其在安全领域，欠缺这样的机构，许多安全问题都是基于分兵把口、部门为主的机制来解决。现在，将要成立的国家安委会，吸收和借鉴了一些先进国家的相关经验，一定会是由国家元首、各重要部门领导所构成，这将使安全领域战略性的顶层设计和处理重大安全事态的决策更集中、及时、高效。
中国成立国家安委会，是向国际上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左邻右舍们，中国非常重视国家内部与外部的安全与稳定，中国已经把安全稳定当做国家大战略层面的问题加以对待和处理。中国的安全稳定与周边国家息息相关，因此不论是钓鱼岛问题，还是黄岩岛问题，虽然都是双边争执，但中国将会放在国家大战略层面加以处理，而绝不会单纯依靠某个具体的行政或执法部门来解决问题。未来，在危机管控方面，中国都会在国安委的统一领导下，协调相关重要部门加以掌控，从而保证不会出现失控和混乱。
《华夏时报》：未来国安会将通过何种方式发挥作用？由于国安会的成立，中国的外交、国防等方面的决策模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徐光裕：我分析，有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后，还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运作机制问题。比如哪些问题需要定期开会解决？临时突发性问题安排何种程序来应对等；第二，建立常设机构。这个常设机构应该会很精干，它将在哪里办公？也许，中央军委八一大楼可以辟出几间房子作为国安会办公室，也许会直接设在中南海内。会由一批高级智囊与工作人员构成，他们可能来自国防、外交、经济、财政、交通、安全及情报信息等相关重要部门和高级智库。
国安会将与各个部门发生关系，逐渐形成中国在安全领域中的一种运行习惯，这可以大大增强各个部门间在安全对策上的协调性。各部门除了要处理职责范围内的安全事务，更要考虑影响全局安全需共同决策的问题，并且随时准备参加定期与不定期的安全会议，这将形成一种常规工作模式。这对于提高各个部门的安全战略观念及工作水平都极为有益。
《华夏时报》：中国国内与国际安全将因此获得怎样的保证？
徐光裕：首先，有国家级的组织机构保证，有人专门管这方面的事情，而且层次非常高。第二，一些政策、决策和应对措施绝对具有战略性，而不会单纯就事论事解决安全问题，这会大为提高中国应对安全问题的水平、效率和成功率。
《华夏时报》：在处理国际国内一些突发的或长远的安全问题时，国安会可能会采取怎样的工作形式或工作路径？
徐光裕：我判断，一种可能是定期的国家安全会议，主要解决涉及长远的、大局的和相对稳定的问题，比如很多战略决策、对战略形势的判断以及涉及国家重大安全领域的一些重大措施；第二种是应急性会议，比如地区局势突然紧张以及如何处理涉及全局的突发事件等问题，这种会议可能随时会举行。第三种是相应的常设机构长年积累国际和国内安全的有关资料，非常充分地掌握全面情况，并加以研究，同时及时向国安会提出会议讨论的内容和可供选择的应对方案等。
《华夏时报》：明年两会可能将从法律上确立国安会的地位，中国的可持续国家安全战略也将因此得以正式开始确立，这个所谓可持续国家安全战略应作何解读？
徐光裕：中国的可持续国家安全战略，主要有两大块：一是国内安全。国内安全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基础条件，因此如何处理国内突发事件，如何处理容易产生重大矛盾或重大安全隐患事件，这是国安会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课题，也是国安会常设机构需要进行大量研究的一个问题。二是国际安全，这比较复杂，工作量也很大。之所以强调可持续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国家安全战略必须同步持续提供保障。
所以，未来国安会常设机构可能会分设两大业务，一个是国内安全问题，另一个是国际安全问题。两大机构将会积累大量资料，并及时提出中肯的安全建议和应对措施。
《华夏时报》：明年两会确立国安会的法律地位之后，其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徐光裕：法律程序解决后，首先应尽快确立安委会的常设机构和运作机制，让它及早开始运作。从国内安全问题看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分裂主义。分裂主义会导致产生恐怖主义和其他各种不安定因素，甚至引发国际干预。分裂主义现在已不只是藏独、疆独、台独，还要加上港独。因此，分裂主义是国内安全首要重视的问题。国际安全问题上，首要解决的主要是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问题。
在中国周边地区所有不安定因素中都有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影子，中国周边安全度如何提高，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解决好中日美三角关系问题。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将对国际形势有很大影响，对中国的国内外安全保障也一定有很大影响。11月20日， 中国太平洋地区合作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太平洋地区论坛副理事长、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王普丰少将在2013年东亚安全形势新发展专家研讨会上说：以和平发展与经济增长促安全合作，这是中国国际安全战略的核心部分。王普丰认为，目前东亚安全局势总的来说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机遇将国内的事情搞好。
在讨论东亚安全局势的时候，与会专家提出中国要牢牢把握东海、南海安全局势发展变化的主动权。独立智库三略研究院高级顾问、著名军事专家徐光裕少将提出，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应有明确的战略选择。徐光裕会后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举动对未来东亚安全局势将产生何种重要影响等问题发表看法。他表示，中国成立国家安委会，是向国际上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非常重视安全稳定，中国已经把安全稳定当做国家大战略层面的问题加以对待和处理。
《华夏时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举动对于未来东亚安全有何重要影响？
徐光裕：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和崛起，主要靠两个轮子支撑，一个是经济发展，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个轮子是安全保障，没有安全保障，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安全保障，都需要有高度集中的高效的决策机构，中国过去尤其在安全领域，欠缺这样的机构，许多安全问题都是基于分兵把口、部门为主的机制来解决。现在，将要成立的国家安委会，吸收和借鉴了一些先进国家的相关经验，一定会是由国家元首、各重要部门领导所构成，这将使安全领域战略性的顶层设计和处理重大安全事态的决策更集中、及时、高效。
中国成立国家安委会，是向国际上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左邻右舍们，中国非常重视国家内部与外部的安全与稳定，中国已经把安全稳定当做国家大战略层面的问题加以对待和处理。中国的安全稳定与周边国家息息相关，因此不论是钓鱼岛问题，还是黄岩岛问题，虽然都是双边争执，但中国将会放在国家大战略层面加以处理，而绝不会单纯依靠某个具体的行政或执法部门来解决问题。未来，在危机管控方面，中国都会在国安委的统一领导下，协调相关重要部门加以掌控，从而保证不会出现失控和混乱。
《华夏时报》：未来国安会将通过何种方式发挥作用？由于国安会的成立，中国的外交、国防等方面的决策模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徐光裕：我分析，有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后，还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运作机制问题。比如哪些问题需要定期开会解决？临时突发性问题安排何种程序来应对等；第二，建立常设机构。这个常设机构应该会很精干，它将在哪里办公？也许，中央军委八一大楼可以辟出几间房子作为国安会办公室，也许会直接设在中南海内。会由一批高级智囊与工作人员构成，他们可能来自国防、外交、经济、财政、交通、安全及情报信息等相关重要部门和高级智库。
国安会将与各个部门发生关系，逐渐形成中国在安全领域中的一种运行习惯，这可以大大增强各个部门间在安全对策上的协调性。各部门除了要处理职责范围内的安全事务，更要考虑影响全局安全需共同决策的问题，并且随时准备参加定期与不定期的安全会议，这将形成一种常规工作模式。这对于提高各个部门的安全战略观念及工作水平都极为有益。
《华夏时报》：中国国内与国际安全将因此获得怎样的保证？
徐光裕：首先，有国家级的组织机构保证，有人专门管这方面的事情，而且层次非常高。第二，一些政策、决策和应对措施绝对具有战略性，而不会单纯就事论事解决安全问题，这会大为提高中国应对安全问题的水平、效率和成功率。
《华夏时报》：在处理国际国内一些突发的或长远的安全问题时，国安会可能会采取怎样的工作形式或工作路径？
徐光裕：我判断，一种可能是定期的国家安全会议，主要解决涉及长远的、大局的和相对稳定的问题，比如很多战略决策、对战略形势的判断以及涉及国家重大安全领域的一些重大措施；第二种是应急性会议，比如地区局势突然紧张以及如何处理涉及全局的突发事件等问题，这种会议可能随时会举行。第三种是相应的常设机构长年积累国际和国内安全的有关资料，非常充分地掌握全面情况，并加以研究，同时及时向国安会提出会议讨论的内容和可供选择的应对方案等。
《华夏时报》：明年两会可能将从法律上确立国安会的地位，中国的可持续国家安全战略也将因此得以正式开始确立，这个所谓可持续国家安全战略应作何解读？
徐光裕：中国的可持续国家安全战略，主要有两大块：一是国内安全。国内安全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基础条件，因此如何处理国内突发事件，如何处理容易产生重大矛盾或重大安全隐患事件，这是国安会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课题，也是国安会常设机构需要进行大量研究的一个问题。二是国际安全，这比较复杂，工作量也很大。之所以强调可持续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国家安全战略必须同步持续提供保障。
所以，未来国安会常设机构可能会分设两大业务，一个是国内安全问题，另一个是国际安全问题。两大机构将会积累大量资料，并及时提出中肯的安全建议和应对措施。
《华夏时报》：明年两会确立国安会的法律地位之后，其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徐光裕：法律程序解决后，首先应尽快确立安委会的常设机构和运作机制，让它及早开始运作。从国内安全问题看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分裂主义。分裂主义会导致产生恐怖主义和其他各种不安定因素，甚至引发国际干预。分裂主义现在已不只是藏独、疆独、台独，还要加上港独。因此，分裂主义是国内安全首要重视的问题。国际安全问题上，首要解决的主要是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问题。
在中国周边地区所有不安定因素中都有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影子，中国周边安全度如何提高，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解决好中日美三角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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