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的排头兵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文公布后，大家一个共同的感觉是，市场化改革还是今后全面改革的突破口，以经济改革带动全面改革将成为共识。
这一点并不太让人意外，在今年年初1月5日，《华夏时报》就在新年特刊中提到了这种可能性。在《寻找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中，我是这样分析的：“所有成功的改革，无非是在各种利益群体中寻找到了一个最大的公约数，能够获得最大的合力，面对最小的阻力。一个能够四两拨千斤的改革起点在哪里？那就是一场远远没有完成的市场化。”
为什么是市场化？因为“把市场经济改革进行到底，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最容易得到共识的东西；一个完全市场化了的价格体系，会摧毁一切既得利益者手中的武器，因为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它简单，简单并不代表容易，但简单意味着目标的明确和清晰。”
搞市场化，需要一些核心内容，最重要的是各种资源价格的市场化。因此，我提出来的一个“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就是要素的市场化。“纠正各种扭曲价格体系，让市场经济变得纯粹，具体包括利率的市场化、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打破一个被扭曲的价格体系，就是缴了非市场化过程中产生的既得利益者手中的枪，其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市场化在三中全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充当排头兵的是央行。我指的是利率市场化，央行一直都在酝酿这件事，但在今年真正推进了。7月19日，央行宣布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
利率市场化的下一步，是放开对存款利率的管制，我们不知道具体时机会在何时，但三中全会《决定》中相关的明确说法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就在三中全会结束没几天，央行的新动向又来了。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篇《十八届三中全会辅导读本》的署名文章中表示，“进一步发挥市场汇率的作用，央行基本退出常态式外汇市场干预，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央行将有序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同时逐步取消合格境内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资格和额度审批。
利率、汇率和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都是牵一发动全身。
以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为例，如果加快推进，很多过去大家认为在市场中有违价格规律的事情都会得到扭转。比如，银行不再能轻松地得到便宜的“非市场化”资金，也就难以再继续充当各行业的“利润之王”，吸掉几乎所有制造业的利润；再比如，没有长期的实际负利率，大国企也不再能够得到便宜钱，而是要真正面对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更重要的是，当利率市场化真正推进之日，恐怕也是资产价格重估之时，房地产泡沫在利率市场化面前很可能最终被刺破。
在《决定》中，还提出来了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
如果这类的资源价格改革能和央行主导的货币价格改革一样加快推进，得到的市场竞争结果也会是一样，将剧烈地改变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让被扭曲的各类要素价格养大的各类既得利益者们失去原来的垄断利润。
因此，如果有人在看完《决定》之后，感觉国企改革的步子还不够大的话，我觉得恐怕得重估一下了。国企改革，不应只把眼光放在产权归属上，如果国有企业能够在真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活得很好，是国有还是混合还是私有化都不是大问题。
在那篇《寻找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中，我是这样定义国企改革的目标的：“今天的国企改革目标，不是十年前的简单地把国企改革做大做强，首先是要破除垄断，让国企和民企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在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中优胜劣汰；改革的另一目标，是国企要体现国企的身份，国企上市部分股权可以划拨补充保基金，企业是全民的企业，社保也是全民的社保，国企利润要加大红利上缴力度，由财政转移支付，增加教科文卫投入，企业是全民的企业，利润也应该全民分享，还利于民。”
今天我们看到了，《决定》中提出来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尤其是“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我想，不管国企改革的力度大不大，但实际的进展是被我们在年初就预测到了的。而我们预测不到的是：要素价格的改革进度真正会有多大，以及价格改革对于国有民企此消彼长的影响。国企和民企在各种要素价格上能否平等竞争，这才是检验改革的试金石。在这一点上，央行，至少已经做了改革的排头兵。（作者为本报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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