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三星堆
摘要：如果不是1929年春天率领全家在祖宅旁开挖蓄水沟，燕道诚或许会与他的众位乡亲一样，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岳巍 北京报道
如果不是1929年春天率领全家在祖宅旁开挖蓄水沟，燕道诚或许会与他的众位乡亲一样，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
燕道诚将冰冷的铁铲斜戳向地面的那一刻，他决不会想到，一个湮没几千年的文明遗存将因为他而重见天日。这个遗存后来因为其古域内的三个起伏相连的三个黄土堆而得名“三星堆”。
考古学家们认定“三星堆”遗址所处的年代相当于中原的夏商周时期，它所表现出的蜀地文明无一处不显露出与中原文明的迥然不同。
“三星堆”遗址所传达的信息令人们更为确信，广大疆域内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同时存在，古蜀文明则是后者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这里是距离成都40公里、北距德阳26公里的四川广汉鸭子河畔月亮湾，燕道诚的发现令这个农人家庭充满喜悦——一个由石板围成的长方形的坑道，里面堆满了玉器。燕道诚带着农人最原始与朴素的狡黠，率领家人把坑道中的400多件玉器偷偷取出，分散收藏于家中多个角落，他嘱咐家人保持缄默，不要对外声张。
不久之后燕家父子几乎同时身患重病，燕道诚认定是当初的那个坑挖得太深才遭此厄运。为了“折财免灾”，除留下少量之外，燕道诚把400件古物中的大部分分送亲友。
于是这些先是掩埋在地下后来又隐藏在燕道诚家中的玉器开始为人所知。
从燕道诚手中购得4件玉器的龚熙台大呼“价值连城”，并写成一篇《古玉考》发表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的创刊号上。有了成都著名金石鉴赏家的背书，古董商们像是惊蛰的虫儿，纷纷出手。他们奔赴广汉寻到燕家购买玉器，更有人想要重现燕家的幸运，广汉地区一时间“天高三尺”，这些当时还被称为“广汉玉器”的古物甚至引起了无良商人的造假潮。
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1931年春天找到当地驻军请求对遗址进行宣传保护与文物调查。董笃宜把自己收集到的玉器交给在成都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
博物馆馆长、美国学者戴谦和同事葛维汉在当年夏天先后赶赴广汉，在当地驻军旅长陶宗伯协助下，对遗址进行初步考察并摄影。
彼时古董商人云集广汉引发的当地百姓大规模盗掘活动仍在进行，广汉县县长罗雨苍接报后当即下令保护遗址严禁乱挖乱掘。
1934年3月初，罗雨苍以县政府的名义邀请葛维汉率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发掘遗址。此次发掘工作只进行了10天即告结束，盖因当时社会治安混乱，时有土匪趁夜绑票行劫。在获得各种玉、石、陶器600多件之后，葛维汉与同事林名均决定活动结束。
同年，葛维汉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 《汉州发掘简报》，其中写道：“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其先见卓识，令人惊讶与感叹!”
葛维汉的报告开启了“三星堆遗址”考古的序幕，古蜀文明在数千年后的重光。
三星堆考古工作恢复是首次科学发掘之后的近20年后。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的可能。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在三星堆—月亮湾一带进行考古调查。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这时，冯汉骥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后来的发掘证明了这个推断，在1986年开始并一直持续进行的大规模发掘中，一座依托鸭子河，横跨马牧河，以东、西、南三面城墙及北侧鸭子河为防御体系的古城赫然出现。古城由一道外郭城和若干个内城组成，古城内外可分作祭祀区、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并有三星堆、月亮湾等重要夯土建筑遗迹，这座古代王国的都城气象完全不同于中原夏、商都城。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制品、玉石制品以及黄金制品，亦表现出浓厚而神秘的宗教文化色彩，独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
高达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的青铜神树，共分3层，有9枝，每个枝头上立有一鸟，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一种代表太阳的神鸟。
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立人像，有面具之王美誉、作为“纵目”的蜀人先祖蚕丛偶像的青铜纵目面具，长达1.42米、作为权杖法杖的金杖，其器身上刻有精美和神秘的纹饰。
人们从这些出土的古物中，看不到中原文化的影子，而更像是一种不为人知的文化。强烈的本土特征以一种骄傲的姿态告诉后来的人们，这是属于蜀地的先进文明。对于后世的人们来说，三星堆填补了中华文明演进序列重要文物的缺环，而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他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将蜀地俨然打造成了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
蜀地可考的历史被前推了至少1500年，被湮灭千年之后，三星堆重见天日，不过人们发现的不仅是一座城池，更是古蜀之地充满光荣与梦想的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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