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叫魂》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1768年，乾隆治下的太平盛世，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人们相信，术士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发辫和衣物，即可使他发病甚至死亡，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场看似荒诞的风波，在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影响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皇帝到百姓，整个帝国在妖术下惶恐不安。
1984年，51岁的美国学者孔飞力来到北京，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无意间发现了上述故事，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完成了《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部常与《万历十五年》相提并论的历史著作。
在孔飞力笔下，恐慌是多元的——乾隆皇帝有怕谋反的恐慌，地方官僚有怕丢官帽的恐慌，平民百姓有生存的恐慌。他们以不同的立场和逻辑，阐释了各阶层的社会关系。“几个文本写在历史的同一页上。”孔飞力写道。
盛世下的妖术
人们习惯用“盛世”形容那段时期的大清帝国，末代王朝尚未露出衰败的迹象，受到西方的冲击也是后事。“和平孕育了中国历史上就人口增长与商业扩展而言最为伟大的时期。”没人想到，当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接受了浙江省某个知县的邀请，修葺一座坍塌的石桥时，大清帝国将深陷不安。
当时有人相信，人的灵魂可与躯体分离，一个人若掌握了另一个人的魂，即可利用它的力量牟利。“若想偷取别人的魂，可以对着从受害者身上分离出来的实物（例如男人的辫梢）念咒，或者把受害者的名字放在一根将要打入地下的桩子的上面或底下，并在打桩时念诵受害者的名字。”被偷魂的人，将会生病甚至死亡。
于是，因无法忍受两位侄子的虐待，农夫沈士良听到叫魂传言后，带着写有侄子名字的纸张找到石匠吴东明，托他把纸张贴在桩子上，打入地下。石匠拒绝了他，并将其送到县衙。但叫魂谣言却在民众间蔓延，随后又有两起“剪辫案（通过剪辫子施法）”发生，彻底让民众陷入恐慌。谣言也从帝国最富庶的浙江发起，蔓延至山东、江西、河南、河北、内外蒙古、陕西、湖北、湖南等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波及人口超过两亿。
各省地方官僚在谣言初期反应基本相同，他们并未第一时间通报皇帝，企图息事宁人，安抚民众恐慌，强烈打击谣言传播者。但皇帝通过各省眼线，得知民众对妖术的恐慌，联想到“剪辫”的政治隐喻，下令清缴，也打破了官僚们之间的默契。山东巡抚富尼汉率先在本省发起围剿，很快便抓获众多所谓“妖党”，其他省随之跟进，整个国家机器迅速运转。围剿持续数月，所有案犯都被押到北京紫禁城，由军机处大臣审判，但大臣们发现，所谓“叫魂案”大多是颠三倒四、子虚乌有的冤假错案。无奈之下，乾隆皇帝只得下令停止。在杀害了许多无辜的生命后，这场由误会和诬告构成的“叫魂案”终于不了了之。
盛世下的百姓
除了愚昧与无知，民众何以对妖术如此恐慌？在分析这一现象时，孔飞力把目光对准了“盛世”背景。“我们最难以判断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生活会变得更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做的挣扎奋斗……而总有一部分人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他认为。
在“叫魂案”中，被民众冤枉的“术士”几乎都是乞丐、流浪的僧侣和道士这些社会底层人群，他们被抛弃在“盛世”之外。而被“盛世”裹挟的民众，则处于普遍焦虑之中。因为焦虑，他们加大了对那些“陌生，没有根基，没有社会关系，来历不明与目的不明，不受控制”的边缘人群的恐惧，把他们视作危险。
孔飞力写道：“我们在这里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困扰的社会所遭遇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乾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
这种机会带来了拥有权力的幻觉。“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牟取私利。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以叫魂罪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强暴和逼迫的人来说，这权力提供了解脱；对害怕受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忌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于是，在这种戾气之下，许多无辜的乞丐僧侣被暴民杀害，成为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皇帝的焦虑
同样焦虑的，还有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
事实上，五十七岁的乾隆是这场“除妖行动”的总指挥。在他看来，割辫剃发是对皇权的挑战，也是对满清汉化的反叛——“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僚，正携手使大清帝国走向衰落。而叫魂危机为他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
孔飞力写道：“尽管弘历（乾隆）认为流言‘甚为荒诞’，但他仍然相信，可能有人在恶意散布流言。”
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自身统治的“天赐”，皇帝需要同上天保持某种沟通。“礼法的首要使命既要确证清廷是因上承天命而得以统治天下的，也要在所有层次上使得清廷的国家权力神圣化。正由于这一点，清廷需要对自己同天国进行交流的特殊权力予以特别的保护，同时也下决心对别人与神鬼世界发生交流的行为进行控制……这种人与神灵世界之间未经官方批准的交流对国家安全和社会道德基础都是一种威胁——而这两者在皇帝的言论中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于是，身为一国之君，乾隆坐镇北京和承德行宫，通过与各省督抚之间的通讯，全程指挥着这场清剿。它甚至成为大清帝国的头等大事，其他行政事宜如科举、田赋、河工、盐政，都要为“除妖”让路。“在这个案子上，乾隆不仅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也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
皇帝与官僚间的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精明的乾隆还把“叫魂案”变成了一场与地方官僚机构间的斗争，孔飞力在书中探究了皇帝与官僚如何通过通讯系统控制与反控制。
与普通民众不同，读书人出身的地方官僚从一开始就不轻信妖术。面对漫天飞舞的谣言，他们的官场逻辑是：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的辖区。这本书的翻译之一刘昶分析道：“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
事实上，对于帝国的官僚制度，乾隆早已不满。“官员若让罪犯逃脱会受到北京吏部的制裁，该官员的上司则有责任对下属的失职加以弹劾，失去弹劾又会构成更上级官员弹劾失察者的理由。到了总督、巡抚这一层，行政上的失误则会在皇帝对其个人的宠信上出现裂痕……”
于是，对乾隆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妖术风波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猜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也引发了他与各省督抚之间的暗斗，这场斗争的激烈程度也许不亚于清剿妖术本身。
皇帝将各省督抚在缉拿“妖首”时的失职，“归咎于他们的怠惰、迟疑、对无能属下的姑息，以及江南的腐败、官员个人对君主的忘恩负义。”他在奏折中借“叫魂案”，言辞激烈地批评官员的无能腐化。“妖术与弘历对大清国的深层焦虑之间是存在联系的。”
这样，一场围绕“妖术”，多方博弈、斗争的谣言清剿成为差点动摇帝国根基的社会事件，并为清朝的衰落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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