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八大投”被迫瘦身
摘要：由重庆市长黄奇帆一手组建的“八大投”，十年之后不得不“瘦身”为“五大投”。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杨仕省 北京报道
由重庆市长黄奇帆一手组建的“八大投”，十年之后不得不“瘦身”为“五大投”。
从2002年开始，在黄奇帆的推动下，重庆相继成立“八大投”融资集团，包括城投司、高发司、高投司、地产集团、建投司、开投司、水务控股、水投司。这些投融资集团由政府向其注入储备土地，以土地作抵押向银行贷款。
而今“八大投”也需要转型升级，政府也加大了对融资平台的清查。重庆大学蒲勇健教授表示，“八大投”只是一个暂时的机制，需要择时淡出。比如，高投司已变身为重庆旅游投资集团，从当初“修路的”转向“搞旅游的”。
不过，对“八大投”的争议至今未息。专家认为，“八大投”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政府的短期财政压力，但却干预了市场竞争。
举债投资
“八大投”是重庆的一张名片。在操作模式上，重庆向“八大投”注入土地资产，让其从银行处可获得抵押贷款，使得重庆的投资突飞猛进。
“重庆大大小小‘基建’项目的融资，全靠‘八大投’支撑”。一位城投公司相关人士证实，“八大投”在各大银行授信额度共2000亿元。数据显示，重庆在2003年时的国有资产总额1700亿元，5年后3200亿元，8年后的2011年更是飙升至1.46万亿元。
2008年，重庆打造“森林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五个重庆，宣布4年投资达1.3万亿元。仅2009年一年，重庆由政府主导的道路、桥梁、旅游、水务、旧城改造等基建项目，资金量达到5300亿元，而当年财政预算收入为1165.7亿元，缺口全依赖“八大投”融资来填补。这一年，重庆为了应对4万亿投资配套计划，投资规模罕见。
“那些企业(“八大投”)超常规发迹，是无数身陷困境的国企付出土地的结果，是拿土地疯狂抵押贷款的结果。”长期关注“八大投”的重庆师范大学某教授直言，现在重庆的地都卖光了。
有争议也要前行。“‘八大投’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融资平台模式，它们的债务风险都在可控范围。”重庆市财政局局长刘伟曾回应媒体的质疑。
“八大投”的债务究竟有多少？8月1日，本报记者先后采访了重庆财政部门、统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他们均避而不答。“不便透露，也没有新的数据需要发布。”重庆市财政局资产管理处一位工作人员说。
“其他地方也在大量举债投资，相比重庆规模小得多。”该工作人员说。但上述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坦言，回避“八大投”来说政府债务，显然有水分。“大搞地方债的不止重庆一个，但是像重庆地方债这么多的，还真不多。”他说。
借得越多越好
“八大投”的产生，自然有其特定的渊源。
重庆某民企负责人张元告诉记者，“八大投”本来就是投融资平台，其使命就是借钱，当然是借得越多越好。“只要负债率控制在警戒线以内，都是没问题的。”张元了解的情况是，“不管你负债多少，只要最后你能周转得过来，那就是本事。”
就拿修高速路来说，在沿海地区，民企抢着修，因为修好能赚钱。但在重庆，修高速路的成本是沿海地区的一倍以上，车流量也不大，民企一般不愿意参与修路。据测算，重庆高速路一公里成本在一亿以上，民企要想参与，不仅需要巨大的投入，而且这笔投入在短时间之内还很难收回来，最后那些民企不得不放弃。
但高发司就不一样了，先不管盈亏，投资修好路再说。高发司一位经理则证实，高发司的做法是只要车流量上来了，就转手卖给其他投资者，回笼资金再继续修路。
“成渝高速公路是高发司转让的第一条路。”据上述经理介绍，与上市融资程序复杂、手续费高相比，“经营权转让，只需准备好基本资料，就可进行招投标直接融资，操作简单。”
转让比上市融资成本更低，更划算。对比发现，当时修成渝高速公路花了18.5亿元，通过转让，收回来13.2亿元。加上在转让前收了几年过路费，转让时基本上把成本收回来了。“拿进来的资金，可撬动3倍以上的资金。”高投司董事长李祖伟曾对媒体透露。
正是如此，“当时如没有成渝公路的转让，就没有今天的渝长高速公路。”李祖伟说，在重庆，2000公里的高速路全是高投司“借钱”完成的。
这样的例子还不少。比如重庆嘉陵化工厂、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重污染大型企业都处在主城最中心，动辄上万人的厂子要搬迁需要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的资金。从银行贷款比较困难，开发商谁也不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最后还是“八大投”向银行先借钱来完成搬迁，三四年后把地卖了，不仅还完了贷款，还赚了一大笔。
艰难瘦身
其实“八大投”并不神秘，也不复杂。“说简单点，‘八大投’的本质就是依靠政府给的政策，帮政府做政府想做的事。”重庆市某官员表示。
“眼下，重庆投融资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重庆市国资委一位人士证实，而今，有的投资集团已经转型和剥离。习惯所称的“八大投”也变成“五大投”。
本报记者注意到，这样的变化，对于外界来说也并不十分清晰，在各种场合中提到的依然还是“八大投”。
在去年7月12日召开的“重庆市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上”，黄奇帆首度在公开场合提出“五大投”概念。当时他表示，“习惯上的‘八大投’现在已经是‘六大投’了，2011年重庆水务和重庆水利合二为一，减少了一个；负责公路建设的高投司也转型做旅游；今后重庆建投也要划归到工业集团去，今后就是‘五大投’了。”
在今年重庆两会召开前后，曾有传闻称，61岁的黄奇帆将卸任，调任中央某部委任职，这一传闻引发热议。“黄的去留之所以如此牵动重庆的神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一手缔造了重庆的经济发展模式。”上述官员说。
按照黄奇帆这种运筹财政和国有资产的模式，地方财政得以狂飙突进，5年财政收入平均增长超过35%，只是争议也不少。比如2012年，重庆贷款余额有1.2万亿，其中大部分贷给了“八大投”，外界对此颇有意见；再还比如在赵红霞不雅视频事件中，重庆城投、重庆地产等“八大投”的两大主力多名负责人落马，引发了外界对“八大投”贪污腐败的猜测。
外界尤其对“八大投”的负债十分担忧。对此，重庆财政系统一处长辩解，在重庆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采取融资的办法筹集发展资金是通常做法，“要说亏空赤字，比重庆严重的省市有还不少。”该处长认为，在重庆，政府融资获得的资金大部分是投入民生领域的，尤其是公租房。
“重庆已负债累累，政府把债务全部转移给‘八大投’了。”像张元一样，很多民企负责人认为，“八大投”才是重庆负债的主要部分。重庆某银行员工向翼告诉记者，重庆主城九区负债均在200亿元以上，被银行逼债财力吃紧。本报记者就此向重庆市南岸区、九龙区政府求证。“各地负债发展经济已是常态，有啥稀奇的？”九龙区一位官员回应称，重庆的情况，全国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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