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数据为什么总“打架”
摘要：刘伟：中央数据与地方的数据之和如果相等，只会是一种偶然，不相等倒是正常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使得统计主体单一化。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GDP“1+1>2”的现象再一次上演。
截至7月30日，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除青海外，均已公布了今年的“经济半年报”。排名前21位的省级行政区GDP的总和已达25万亿元，超过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24.8万亿元的GDP总量；而已经发布的30个省级行政区GDP总和，则超过了统计局数据约3万亿元。中央与地方GDP数据“打架”也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之一。
北大副校长刘伟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要解决统计数据不匹配不协调的问题，就要从法律上明确统计主体，并在此前提下，逐步完善统计方法。
统计数据怪现状
《华夏时报》：对于国内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国内外一向有不少质疑，并认为这会导致外界对中国的经济形势更难做出准确判断。你怎么看？
刘伟：这些年有一个很难被清楚解释的现象就是一些统计数据不匹配不协调。
一个重要质疑就是对GDP数据的质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地方统计数据存在出入，地方统计的GDP增速的量，显著高于国家统计局从全国角度统计的量。这就涉及统计主体问题。国家统计局作为一个统计主体，统计国家的GDP数据，地方统计部门统计地方的GDP数据，不同统计主体的统计方法和统计目的、观点、诉求，掌握数据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恐怕都有差别。因此，中央数据与地方的数据之和如果相等，只会是一种偶然，不相等倒是正常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使得统计主体单一化。比如只有国家统计局去统计，各省不去做统计。这样才会使得各省的数据之和与中央的数据相等。
另外，关于出口数据与来自中国贸易伙伴国的数据有很大出入的问题，原因很复杂。有些贸易活动，由于中间存在很多复杂的贸易转手和交换过程，使得中国作为进出口国与贸易伙伴的许多相关数据存在出入，这本身很正常。因为贸易环节的中转非常多，贸易关系非常复杂，若简单地将两端数据相对，而不考虑中间的交易过程和交易成本的复杂变化关系，我敢说，任何一个贸易进出口国家恐怕都很难对上，都不一定能简单地从账面上反映其中的复杂关系。
除了上面这些，还有一个被质疑的数据是，中国的电耗系数增速及工业增速与相应的GDP增速，相关数据经常被发现对不上。按照过去的经验，电耗系数的增幅通常会略高于工业增速，比如高到2到3个百分点。但前一段时间，中国的工业增速相对较高，电耗系数增速相对较低，这与历史状况相比，差异很大，因此引起质疑。这其中，有电耗系数的统计与工业产值的统计，其统计方法和统计口径以及统计主体是否一致的问题。这种不一致在不同时期出现，反映了利益诉求存在不一致，导致了统计数据出现波动和差异。
《华夏时报》：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为何至今难以解决？
刘伟：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统计主体存在差异。一个是统计方法存在差异，这本身说明其有不科学的地方。因此，随着统计数据的进一步发展，今后有必要在法律上明确统计主体，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完善国民经济的核算和统计方法。其实这些年中国的国民经济的核算和统计方法进步很大，但有待改进的地方也很多。比如说，按支出法统计的GDP数据按季度公布，这项工作我们始终没能做起来，这就使得从市场角度和支出角度对国民经济所进行的分析比较粗糙，数据的质量和连续性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今后要解决问题，一是要从法律上明确统计主体，究竟一些数据该由哪个统计主体来进行统一的统计，这一点必须明确，这样才好明确口径、方法和其基本指导思想。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此外，在主体明确的前提下，逐步完善统计方法，提高统计指导体系的严肃性，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
独立角度看问题
《华夏时报》：你曾说：“如果没有在每一特定领域进行十年以上的研究，在认识上很难超出普通人的看法，所做出的结论也难以获得别人的尊重。”那么，从你和北大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这十年现实的研究，现在是否可以得出超越一般性结论的看法？
刘伟：我所说的十年，并不是一个绝对数，而是说，对于一些理论问题进行研究，需要有长时间的关注，各领风骚数十天或数百天，这不是一个学者对于学术研究的正确态度，也不是解决问题应有的方法。我们通常说，十年树木，何况在经济增长研究这个重大学术问题上。这十年来，我们一直关注着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从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到经济增长的具体过程和变化的波动，在很多方面，应该说都取得了比较丰富的认识。对中国经济增长内部的结构、变化的周期、变化的阶段性，以及相应的宏观政策调整的过程和政策效果，也都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由于是站在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的角度而非站在中央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的角度观察问题，所以，这种认识比较客观。观察这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结构变化的特殊性，产生问题的原因，每个阶段的特点，宏调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变化趋势，经济失衡可能会导致的问题等等，我相信我们能提出比较深入的清晰的看法，这就是我们这十年研究工作的收获。
数据运用有讲究
《华夏时报》：北大与国家统计局合作从2003年开始推出中国经济增长报告，每年都侧重推出一个方面的主要观点。国内有不少机构每年也会发表类似的报告并提出相应观点，你怎样看待这些报告及观点的学术价值？
刘伟：我也注意到别的机构发布的报告，也会参加这些报告的发布会并参加座谈，有时也会参加这些报告的评审工作，这对我们来说，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借鉴机会。
首先，各个机构的做法各有特点。我们这个报告，虽然也是从年度问题入手，但偏向于强调中长期的分析，而弱于对短期政策的分析。我们更关注于年度问题背后的长期因素分析，所以对中长期的政策追求和政策倾向的分析也更多一些。
其次，我们这个报告对于数据的整理，要求特别严格，特别下工夫。虽然我们所获得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部门以及其他统计机构，但对于数据的运用，特别是在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上，我们要进行整理和说明，找出其中的区别，使得数据的可比性尽可能提高。
若把一些不可比的数据放在一起比较，看起来很漂亮，实际上背后却会掩盖和扭曲很多东西。
比如公开的数据显示，三十多年来，中国GDP平均年增长率9.8%，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8%以上，看起来好像相差一倍，但GDP的统计是按不变价格，财政收入的统计是按当年价格，其中有通胀因素。如果把GDP还原成当年价格，则三十多年来中国GDP平均年增长率在14%以上，这才能和财政收入去相比，虽然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这个基本判断不会因此改变，但其中差别就不是原来那么大了。这两个数据都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但我们要看到其统计方法是不一样的。而18∶9和18∶14所引发的人们的政策要求当然也会不一样。对于类似的问题，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就一定要说清楚。
第三，我们并不追求每年经济增长的全面的系统的报告，而是抓住这一年的最主要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理论讨论，所以每期报告都有一个副标题，以概括这一年最值得关注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
期待更客观数据
《华夏时报》：有人说，学术不应迎合政治和大众，应该更独立客观一些，你怎么看？
刘伟：所谓更客观意味着能否真实地发现，所谓更独立意味着能否体现学者个人的看法和判断。
我们现在对于独立性还是比较在意的，我们的观点肯定是我们自己的观点，这和大众的口味与政府政策制定者的口味是否相符合或有偏差，这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能够把观点完整地表达出来，让人们听明白，这是我们做研究的一个基本工作。关于独立性，至少有一条是，不愿意说的话，可以不说。如果觉得能说，也愿意说，那就去说。
至于客观性，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能把握的，这其中有我们的水平问题，即当你发现了问题，却没有能力把发现的问题客观地揭示出来，这要伴随着我们将来研究能力的提升，团队的强大来解决。但关键是，我们所获得的数据或方法这些东西，是否真的具有客观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取决于我们。
但从事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无论如何都必须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和虔诚的敬业精神，这是最要紧的，这一点，我们肯定能做到。我们不赞同只是为了引起关注而炒作，而故作惊人之语，因为这样的研究有可能引起一些偏差。有了负责任的态度，即使有些结论不合适，也可以及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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