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裎故乡的衰败与死亡
摘要：柴春芽曾获得台湾《联合文学》“青年小说奖”，被认为是“更多地体现了人道主义者的悲悯、禁欲主义者的清洁和宗教徒般的救赎”。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吴小曼 北京报道
柴春芽曾获得台湾《联合文学》“青年小说奖”，被认为是“更多地体现了人道主义者的悲悯、禁欲主义者的清洁和宗教徒般的救赎”，而他的小说却没有在内地出版。
最近他以跨文体写作《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再次挑战我们传统的阅读习惯，从而引起争议。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是一部诗性的独立电影，他用影像呈现了城镇化运动对乡土文化的破坏和重陷，几乎是在现代性没有完全展开时，传统伦理和道德体系也同时消亡了，所以故乡的衰败并不仅仅是一种物理上的死亡。柴春芽的视角更多是关注乡村中国精神的死亡，他用了“地、水、火、风”四大抽象元素来结构这部电影，由此使电影有了更多智性上的思考。
在中国独立电影和文艺片没有生存空间的电影生态里，柴春芽诗意电影的坚守就显示出“清教徒”似的抗争，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娱乐片独大”的现状，多少有些理想成分，但并不排除这种种努力，让我们看到了一群既不媚俗也不媚上的独立电影人的力量。该片最近获得多个欧洲电影节奖项提名，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认为《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令人想起安德烈·塔科夫斯基的“诗电影”。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是柴春芽把电影剧本、电影拍摄思考、电影行为等穿插、并置的一次实验写作，我们暂且叫它小说，从中不难看到作者对故乡衰败的痛心和缅怀，这里也有他对中国文化、历史形成的追问，一同构成了我们文化中的故乡、故土记忆丧失的未来性思考。如柴春芽所说，这部影片不是去寻找乡村衰败的答案，而是去呈现乡村衰败的既成事实，并在呈现的同时为人们的归宿寻找一个超物理层面的解释。
我拒绝向庸众献媚
《华夏时报》：对于已经习惯了故事化电影叙事的观众，他们往往只想从电影中获得“简单的快乐”而不愿意进行深度的思考，那么你的“诗电影”或者说富有哲学意义的电影，其中对于死亡的探讨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显得故弄玄虚？
柴春芽：思想的懒惰使我们陷入了生活的平庸。感官带给我们的“简单快乐”往往是一种对错误信息不加辨别的摄取，是对心灵的蒙蔽。人，只有变得愈聪明愈智慧，才能洞悉生活的秘密，从而才会获得真正的快乐。在人群当中，对思想和智慧抱有好奇之心和探究之心的人，总是少数。我是为了那少数人而贡献自己的才智。拒绝向庸众献媚，这应该是艺术家的美德。
《华夏时报》：《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入围了不少电影节影展，却在北京的独立影像展上遭到取缔，你当时怎么想？如果自己的电影不能被这片土地上的人理解或者没有放映的公共空间，那对独立电影的发展将会意味着什么？
柴春芽：在中国从事独立电影创作变得越来越艰难，一方面是政治的挤压，另一方面是娱乐性大众的拒斥。不管是曾经作为记者，还是现在作为导演和作家，我一直都戴着脚镣舞蹈。我的悲哀在于，自己认为最好的小说只能在台湾出版而不能在大陆寻找到读者，而我的电影也不能找到更多的观众。好在是，民间力量一直存在，许多酒吧和地下的放映场所，提供了独立电影与观众的见面机会。恰恰是这种地下状态，才是独立电影本该存在的状态，因而才具有更加草根、更加独立的意义。
脱离灵魂被奴役的状态
《华夏时报》：看你在《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拍摄过程中说到影片在拍摄过程中遇到很多的不理解，有来自权力上的，也有人因为惧怕而拒绝出演，最后是什么让你坚持了下来？
柴春芽：是艺术创作的冲动促使我排除艰难，去把一部作品制作出来。而艺术创作，是一个人称其为人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灵魂得以完成表达的过程。我认为，在肉体被奴役的世界上，脱离灵魂被奴役的状态，惟有从事艺术创作、科学研究和宗教修行。幸运的是，我从事了艺术创作。
《华夏时报》：目前中国有无数的村庄在凋敝、衰败，对于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可能感受更深，你称自己是没有故乡的人就如同电影中的尕桂，她在城市里遭遇挫折想自杀却在最后那一刹那想到了故乡并唤回了对故乡的记忆，可是故乡并不是她最后的归宿，她走向了水？水是她的归宿或者这是一道无解的答案？
柴春芽：就目前中国的现状和可以预见的文化前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在面对物理学意义上肉体的归宿和精神学意义灵魂的归宿时，确实遭遇了一道无解的方程。但是，通过文化基因手术，譬如对基督教文明和西方哲学与科学思想的嫁接来改造汉名族那种功利主义的世俗文明，从而促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程，还是可以找到这个方程的解，就像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大和民族那样。
呈现乡村衰败的既成事实
《华夏时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用一部影片来展现乡村的记忆，并试图去寻找它衰败的起因？
柴春芽：想拍电影大概是在2009年，那时候，我已经写了四年小说，训练了叙述能力。之前，摄影记者的职业生涯训练了我对影像的认知。于是，我想要拍摄电影。但在起初，这个想法遭到了妻子的嘲笑。后来，我想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硕士，但是，当我看完了德裔美籍导演赫尔佐格的全部电影和他的访谈录之后，我决定自学导演。
既然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下我可以写出4部小说并在台湾出版3部，而且还受到好评，既然我从未学过摄影但却做了8年的摄影记者，我想，拍摄电影也是可以自学的。于是，我就想先从成本最低的纪录片开始，从我正在观察和思考的中国农业文明的急遽消亡开始。2010年，我正式构思这部影片，但我发现，用纪录片表述，很容易受到客观事件的制约，从而难以表达我的思想。于是，我决定在某些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加入虚构的成分，从而使这部影片具有诗意和哲学的深度。这部影片不是去寻找乡村衰败的答案，而是去呈现乡村衰败的既成事实，并在呈现的同时为人们的归宿寻找一个超物理层面的解释。
《华夏时报》： 城市化的进程加速了乡村衰败的步伐，但我感觉乡村从来不是什么“田园牧歌”，它其实一直在遭受贫困、愚昧、权力等各方盘剥，因此对传统道德崩溃、乡绅文化破坏的缅怀会不会让我们回到“文化决定论”中从而回避真正的问题？
柴春芽：汉民族的生存状态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而农耕文明虽然有着无隐私无法治意识的特点，但却有着人际关系的敞开与自然环保的先天优势。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虽然身处现代化的城市，但是确保城市文明得以有序运行的那套鲜明的规则——法律和公共道德——被一套沿袭自农耕文明的潜规则所代替，加之环境的污染，从而促使一部分人渴望重返乡村，在由虚幻的“乡绅文化”和“传统道德”构建的“田园牧歌”中获得心灵的安慰。所谓的“乡绅文化”和“传统道德”到底是什么呢？这种来自儒家的概念界定，遮蔽了乡村所具有的巫术文化和被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多年潜移默化而成的宗教意识和灵智活动。
人生只是一道
偶尔享乐的闪光
《华夏时报》： 你用皮影艺人、灵媒人的讲述和他们的死亡回顾了民俗文化和巫文化对乡村人的精神生活影响，但也保持着谨慎而理性的态度，这是不是受“科学发展观”影响？因为过分夸大感性世界也会陷入到迷信中。
柴春芽：宗教和科学都是人类迈向真理的途径，二者在认识真理的道路上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方式：理性、直觉和想象力。只是，每一个宗教在发展过程中，都有过被体制化的历史，比如罗马天主教、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和西藏的喇嘛王国。被体制化的宗教，我称其为宗教政治。宗教政治和世俗政治一样充满了权力斗争和尔虞我诈，并与真理背离。而科学的宝贵在于其一直保持着怀疑精神和实证主义的态度。这种怀疑精神和实证主义也是少数宗教天才——譬如反叛罗马天主教的加尔文和反叛伊斯兰哈里发的苏菲派——所具有的。面对超验现象应该和面对科学的新领域一样，时刻保持理性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就很容易陷入迷信。
《华夏时报》：尕桂父亲的死和他在棺材里的死亡生活却能发出预言者的声音让我们看到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让现实与幻觉交织，这是受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吗？
柴春芽：主要是为了契合现实与魔幻时刻交织的现实。用哲学家兼数学家怀特海的话说：“宗教幻境的事实，及其不断扩展的历史，是我们保持乐观主义的一个理由。舍此以外，人生只是一道偶尔享乐的闪光，照亮了一团痛苦与悲哀——一个瞬息经验的插曲而已。”
《华夏时报》： 在拍电影之前，你写过小说、做过摄影记者，喜欢戈达尔等先锋导演的作品，你更希望用作品去揭示死亡的本质而不是仅仅去关注现象，你觉得“地水火风”这四种死亡方式可以概括目前乡村的死亡吗？
柴春芽：“地水火风”的概念是古代印度哲人和古代希腊哲人对宇宙的概括。这种概念统治人类的思维达千年之久。牛顿之后，人类用力、质量和速度等新的概念来概括宇宙，当然，现在，量子力学和超弦理论则用电子、湮灭、热寂和熵等概念来概括宇宙。人类智力在探索宇宙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精细。大概是出于文学性的目的，我采用了“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其实，中国乡村的死亡和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故乡的死亡，应该用现代的概念——比如农业生产力的衰退、全球化的浪潮、人口流替、极权主义的挤压等来分析，才是比较确切的。
《华夏时报》： 在中国作家中你非常佩服司马迁，觉得《史记》是一部宏大的史诗，具有非凡的想象力，此后中国文学丧失了这种传统，你觉得汉文明是杜绝了对形而上的追问才陷入到一种完全功利性的实用主义中的吗？
柴春芽：从诸子百家开始，汉文明就沉浸在世俗主义和功利主义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中国思想家倾注精力于抽象和超验世界。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世俗生活的生存法则。你很难想象，同时代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就认为“数”是存在由之构成的原则并在天体演化学说方面——比如地球是个球体并且假定其在运动——取得了很大进步；而德谟克利特则是一个原子论者。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中国人“除了没有哲学和神学的逻辑（Logic）之发展外，法学的‘逻辑’也没有发展的余地。而且，体系化的、自然主义式的思维亦无法开展”，从而使得自然科学思维付之阙如。
《华夏时报》：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没有出现职业化的艺术创作者，无论是诗歌、绘画都是一种生活消遣或者说是制度附庸，除了制度上的原因，这与没有信仰是不是也有关系？
柴春芽：寻找世俗主义的第一因，可能要追究到汉字这样一种符号系统，因为汉字不是抽象思维而是感官——视觉、听觉和触觉等——与表象世界产生联系的产物。我们历朝历代的每一个人被这套感官符号所塑造，从而逐渐产生一种感官主义的文化基因。无论诗歌、绘画还是政治制度，我们都是感官主义的，而非抽象层面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汉民族没有创造出像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种思考抽象问题、探索超验世界的宗教。别忘了，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认可的人类四大高级宗教都是建立在具有抽象思维功能的拼音文字之上的。到了科学时代，汉字就更加无法进行数学方程、物理定律和化学分子式等高智力的表达了。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无法借助汉字这种感官符号来进行高智力的思维活动了。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