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重力。

   从《那些年》到《致青春》，80 后还没老，就开始祭奠爱情与理想，似乎这片土地天生与那两样东西冰炭不容。犹记得不久前
《恋爱的犀牛》谢幕时，主演冲着观众席大喊：“永远不要放弃对美好的向往。”眼角还挂着泪痕呢，这边《蒋公的面子》在北大上
演，又不得不考虑那么严肃的命题。
   有此现实土壤，青春题材的电影最好拍，只要抓住“一切都从阳光明媚走向万劫不复”的主题，稳赚不赔——谁让世界上价值观最单一的十几亿人扎到一起了呢？地球都一个村了，自己家再穷，听一听邻居的吆喝，比如“无代表权不纳税”（《大宪章》）、“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人权宣言》），还是能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
   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有一个著名的怪物叫“凯利班”，他丑陋而又有力量，像牲畜一样冷酷残忍，在西方霸权主义的文化
语境中被认为“象征着压抑而扭曲的东方世界的文化起因”。
   乾隆即位之初，两朝元老、左都御史孙嘉淦上了一道意见尖锐的“三习一弊疏”，受到皇帝褒奖。他再接再厉，犯言直谏，成为朝野推崇的诤臣。然而好景不长，一篇假托孙嘉淦之名的“伪奏稿”在坊间流传，攻击今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过”，通篇
都是过滤词。乾隆震怒，严查作者，最后将首犯凌迟，从犯斩立决，
亲属一律连坐。
   其实，由于文网越织越密，同僚和门生因言获罪的不胜枚举，孙嘉淦早就在心惊肉跳中变成了奴才，不哼不哈。经此一吓，直接
惊惧而亡。历史的愁容挥之不去，孙嘉淦多如过江之鲫。也许，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别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我们却在挫败中度过
了一生，最后只能用“难得糊涂”自我麻醉？
   美国访谈节目《60 分钟》的主持人华莱士曾说：“所有你认为的坏蛋在心里都不认为自己错了。”
   正因如此，明知其咄咄逼人的风格，坏蛋们仍能坦然地接受华莱士的采访。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主义，却并没有将人类社会变得更好。所以，对事物的认知不能来自评论，而应源于对事实和因果的梳理。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如何能杜绝思维上的懒惰，现实的重力也许并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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