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上的兄弟。

2013 年5 月，为了纪念人类登上珠峰60 周年，珠峰脚下汇聚了比往年多得多的登山爱好者。
5 月17 日，由万科总裁郁亮带领的中城联盟菜鸟队6名队员成功从北坡登顶。这是郁亮第一次踏上世界之巅，他今年48 岁，相比王石当年登顶时的52 岁，提前了4 年。
《CM 华夏理财》此次专访了与郁亮一起登顶珠峰的中城联盟菜鸟队的三名队员。在下撤途中，两名队员先后遇上险情，危在旦夕。如果不是一群藏族向导舍身相救，如果不是另一个团队牺牲多年的梦想，郁亮和他的菜鸟登山队的故事也许是另外一种结局。

   中国企业家登山的热潮始于王石。2003 年5 月22 日，时年52 岁的王石成功登上珠峰，他也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大的登顶者。2010 年5 月，王石成功将这个纪录提高到59 岁。之后他做了个决定：这次登顶，是他最后一次登山。
   在万科，相比于王石的高调，郁亮则很少接受采访，也不写微博，仿佛隐身人一般。王石是一个合格的董事长，他更多思考那些不确定的事，郁亮也是一个合格的总经理，谈判、执行、做大大小小的决定……他负责那些确定的事。
   最后一次登山后，王石去了哈佛。万科一把手和二把手的角色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同一年，郁亮从微胖界的一只运动菜鸟起步，开始跑步、骑行、马拉松……他低调、但比以往活跃些—偶尔他也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
   在外界看来，此次郁亮登顶珠峰被赋予更多的精神含义，也是万科交接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登珠峰这件事情上，郁亮做到了王石曾经做到的！在万科这个不断挑战自己的公司，郁亮很好地传承了自我挑战的精神。而这只是他挑战自我的开始，马拉松、铁人三项……可以预见，在运动场和商场上，他的身影会更加活跃。
   王石的最后一次登顶和郁亮首次登顶，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都是见证人。2010 年5 月，他先于王石几天成功登顶，2013 年5 月17 日，同一天稍晚于郁亮，他第3 次踏上珠峰。
   在现代技术的辅助下，珠峰不再高不可攀。随着商业登山条件的成熟，迄今为止，全世界已有3500 多人征服过珠峰。但也有约300 名登山者长眠雪域。
   2010 年，在珠峰大本营前期准备的一个月里，王石和黄怒波经常见面聊天。他们不聊登山，而是聊宗教、聊文化、聊哲学。这些话题也是众多企业家在登山中所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时时刻刻都目睹死亡、伤残，始终都处在身体和心灵的苦战和煎熬时，心自然也慢慢会静下来，对人、对自身、对财富的看法，不自觉地都在转变。
   但无论是否登顶，从珠峰上走下来的那个人已经与昨天不同。
   洪海拍完首次登上珠峰的同伴，刚朝下山的方向走了十来步，便晕倒在雪坡上。这里海拔8840 米，他的氧气用完了。
   在离峰顶不到20 米的时候，向导曾提醒他更换氧气瓶，他没顾得上。大约有十几分钟，他完全失去了知觉。向导欧珠用最快的速度脱下自己的氧气面罩，扣在他脸上，哭着说：“我们不会放弃你！”他略略恢复一点意识后，心里对自己说：“这回是真的下不去了。”
   他的队友夏剑峰也挣扎在死亡边缘。成功登顶后，下撤到海拔8750 米左右，他突发脑水肿，这是因急性缺氧产生的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症，若不能及时医治，很可能危及生命。
   在海拔8500 米以上的雪域展开生命营救，在人类登山史上还没有过先例。成立才3 年的“中城联盟菜鸟登山队”遇上了。
   2013 年5 月17 日上午11 点45 分，6 名“登山菜鸟”曹峻（深圳登山协会副会长）、戴大为（中城联盟秘书长）、郁亮（万科总裁）、洪海（随行摄影师）、张亮（某餐厅老板）、夏剑峰（丽水有邦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相继从北坡成功登顶。可是，艰难的下撤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在那个高度，身上多一张纸都觉得重。”洪海说。
   “在平地上崴个脚不算什么吧？可要是在8000 多米的高度，你可能就永远下不来了。”夏剑峰说。
   通常，攀登珠峰的死亡率为1/40。5 月是攀登珠穆朗玛峰仅有的一个“窗口期”，珠峰女神偶尔会掀起她神秘的面纱，让膜拜的人们有机会走近她。每年总有几个向往巅峰的生命在登山季踏上不归路。2012 年春，11 名登山者长眠于雪山上，其中德国登山者Ralf D. Arnold，曾被称为“神奇的登山者”，在第三台阶摔断腿，因伤势过重死亡。
   海拔8500 米的地区可谓人类的“死亡地带”，任何一点小小的意外都可能致命。曾于1996 年登上珠峰的艾伦·欣克斯认为，对于那些受伤的登山者，“你可以坐下来陪他一起等死，但决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背他下山。”这种情况下的救援等于以生换死。

生死兄弟

   洪海来自深圳，职业纪录片制作人，业余山友。2010 年他随王石从南坡首次登上珠峰。
   “那次也时不时命悬一线，可是没这次这么生死起落。”洪海并不喜欢登山，他之前登过的最高的山是深圳的莲花山，海拔200 多米。“上珠峰是因为要拍纪录片。”过去3 年他贴身跟拍王石，积累了大量的影视资料。
   正午1 点，珠峰上的温度为零下20-30 度，风力每秒30 米以上。登顶的“关门时间”正午12 点已经过去，洪海还躺在离峰顶十多米的地方。3 位向导旦增久美、阿旺多吉、欧珠想尽办法进行急救。
   久美用力搂住洪海，不停摇晃着他。阿旺麻利地给他换上新氧气面罩。洪海什么都看不见，还发现新面罩让他无法呼吸，洪海只有用力挣脱，喊了一句“没氧气”。
   “不可能。”阿旺重新将氧气面罩扣在他脸上。
   洪海脑海里飘过3 年前从南坡登顶时的一幕，当时氧气面罩的换气孔结了冰。他想起队长说的“没事儿，吹口气就好了”，于是拼尽全身的力气吹了一口气。“噗”的一声，冰块脱落，他感到了氧气的清新。
   久美把新换的氧气瓶开到了最大的四挡，洪海开始大口吸氧。由于缺氧时间长，他的身体开始严重失温，眼前什么也看不见，手脚开始扭曲。
   “算了，你们下吧，没必要死一块儿。”他微弱地说了一句，停顿几秒后又补充说：“我知道，下去的，绳子，红色的。”久美似乎充耳不闻。他一手拉平洪海变形的手掌，一手摸出一段红色的绳子，开始狠命抽起他的手掌……
   恢复知觉的过程花了十多分钟。 时针已经指向中午一点，登顶的“关门时间”已经过去快一小时。“以前你老想自己会怎么死，这回你知道了吧。”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他慢慢清醒，两个念头在脑子里转：要活下来，不能连累别人。他明白，必须自己走下山，才能活下来。
   他摸出回国前在美国买的两小黑瓶兴奋剂，咕咕灌下肚。又摸出五片体能含片，全塞进嘴里。正常情况下，这种含片的推荐剂量是每天两片。眼前慢慢出现色块，慢慢能看清人影儿。他看到四周的群山，只有黑白两种颜色。
   他慢慢有了力气，站了起来。三位向导把他五花大绑，在他身上加上了好几个安全扣。
   第二台阶横亘在珠峰8680-8700 米处，其中有一段近4 米几乎直立的绝壁。从1921 年到1938 年，英国登山队先后7 次在此受阻，无缘登顶。
   戴大为回忆，“第二台阶下比上更难。上的时候你是面对绝壁往上爬，下的时候，你背靠绝壁，下面是悬崖，落脚点不好找。”
   他在绝壁下犹豫了大约半分钟。他的向导把一根绳子系在他腰上，另一端系在自己腰上，说：“你能行。”
   体力尚未完全恢复的洪海从第二台阶往下降的时候，一位向导一点一点往下放安全绳，两位在下面接应。
   可惜他自己无法拍下这屏息凝神、惊心动魄的一幕。
   下撤到8600 米左右，戴大为觉得累得快走不动了。
   他看到了被向导前后护佑的洪海“直直地往下走”，他不知道洪海在峰顶上昏迷了近30 分钟。
   他向洪海的向导借水，大家都喝完了。洪海从身上摸出剩下的一根能量棒递给戴大为。“兄弟，你留着吧。”他继续往下走。

两次下跪

   在离峰顶还有20 多米的地方，夏剑峰停下了脚步。有同伴提醒他：“快冲顶，要不拿不到登顶证书。”他笑了笑，说：“我不是为证书来的。”
   身为佛教徒的他虔诚地朝峰顶跪下、祷告。他说：“我心中那种对珠峰的敬畏使我不敢站上最高的地方。”在登山界，只要越过第二台阶就算登顶。
   下撤到8500 米左右时，他觉得体力不支。坐下后他想躺一会儿，立刻便感到头晕。向导立刻向坐镇在山下大本营的总指挥、西藏登山学校校长尼玛求助，尼玛判断，夏剑峰很有可能出现了脑水肿，必须紧急下撤。
   尼玛校长当即将抽调刚刚下撤到8400 米的向导阿旺多吉，让他返回接应。
   接着，向导大平措报告说，夏剑峰情况不好，不肯吸氧，不肯戴手套。情绪烦躁是脑水肿的典型症状。尼玛当即决定，从待命登顶的B 组抽调力量，上山救援。
   B 组向导扎西平措与多吉格桑、加布、多吉次仁、巴旦5 名向导一接到指示，便带着睡袋和氧气，从海拔8400 米的突击营地向上推进；登顶后下撤的扎西次仁也迅速上返。
   7900 米的二号营地、6500 米的前进营地均启动急救机制，准备接应。5 月17 日下午6 点，第一批救援队员与夏剑峰和3 位向导汇合。他们用睡袋裹住昏迷的夏剑峰，在绝壁之上，用绳索一点一点往下吊，还分出专人保护其头部，以免被大风吹撞到岩石上。
   晚上9 点30 分，气温骤降到零下30 度。在饥寒之中，救援队从8550 米下降到8440 米，用了整整5 个小时。
   为了保障登顶，圣山公司给每位“菜鸟队员”配备了2名向导、3瓶氧气。为了帮助队员，每位向导只有2瓶氧气。
   正常情况下，3 瓶氧气可使用二十七八个小时。为了减轻夏的症状，向导加大了他的供氧，每小时给他换一瓶氧气。
   18 日凌晨1 时，救援队回到8400 米营地，夏剑峰的病情出现转机。参与救援的十多名向导累得瘫倒在地。
   由于帐篷有限，他们不得不7 个人挤在一个3 人帐篷里，抱团取暖。
   18 日清晨6 点多钟，向导们带着夏剑峰继续下撤。
   由于抢救调动了向导与氧气等资源，B 组的十名登山队员不得不放弃18 日的登顶计划，随之一起下撤到6500 米营地。
   18 日晚，当恢复体能的夏剑峰得知B 组十名素不相识的登山队员为救自己，放弃多年的登顶梦想后，他来到B 组帐篷内，向全体队员下跪、谢恩。
   珠峰在上。队员们哭成一团。他们为登上珠峰准备多年，有的队员4 月3 日就来到拉萨，开始适应性训练，却没有想到，在离珠峰还有400 多米的地方，不得不含泪转身。
   在向珠峰进发的途中，8200 米左右，夏剑峰遇到一位停止呼吸才一个多小时（据夏剑锋推测）的夏尔巴向导。他想，如果有人给他一瓶氧气，8200 米对擅长登山的夏尔巴人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是种种机缘和这么多朋友的援助与祷告，才让我重新回来。”他对营救的向导、同伴充满感恩之心。
   营救还是放弃？珠峰是世界最高处的考场。2006 年5 月15 日。天空碧蓝，火焰般的阳光照在珠峰锥形山体上，绝世壮美。登顶者为神圣的一刻激动不已，英国登山者夏普·戴维正因缺氧蜷缩在离峰顶400 多米的一处岩洞里，奄奄一息。后来据美联社调查，那两天经过夏普身边前前后后大约有40 多名登山者，他们成功登顶，平安下撤，没有人给他留下一瓶氧气，更没有人对他施以有效救援。
   夏普永远留在了海拔8400 米的地方。那是他第三次对珠峰女神“求爱”。出发前，他曾对忧心忡忡的母亲说：“那里到处都是登山者，你永远不会孤单。”
   夏剑峰开始筹建珠峰救援基金会，希望每一位在登顶途中遇到紧急情况的登山者都能获得及时、充分的救援。

一路祷告

   通往峰顶的最后500 米难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戴大为觉得，除了风吹得人站不住，上了8400 米后，第一台阶、第二台阶、横切路面等，技术难度非常大。有的山脊线两边都是悬崖，中间只有一个桌面宽，白云就在脚下。
   “我们没想到路上有那么多具登山者遗体。”夏剑峰回忆。他毕业于某医科大学，跟死亡打交道对他来说是常事。他承认，“途中遇到这么多具遗体，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巨大的心理挑战，”他说，“我不得不想，我会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个。”
   洪海数了数，至少有8 具遗体。“有的遗体扣在路线绳上，你只能从他们身上跨过去。”
   昏迷在峰顶的时候，他在恍惚中觉得，自己正变得和他们一样，成为通往峰顶的路标。戴大为是基督徒，每遇到一具遗体，他都把上升器换到左手，腾出右手为这个逝去的生命祷告：“愿天父与你同在。”
   “每个人能走到哪里，是上天决定的。即使在你最熟悉的城市，遇到意外的几率也不见得比他们更小。我看到他们就像遇到认识多年的一个朋友一样，打个招呼，做个祷告，继续往前走。”
   登顶之后，戴大为做的第一件事是祷告，祈求所有队员平安下撤。然后，他拿出一面旗，上面写着“以马内利”（希伯来语，即“上帝与你同在”）。巧的是，60 年前，第一位登顶珠峰的人希拉里也是一位基督徒，他当时在众山之巅举起了十字架。“登顶的瞬间我很平静，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是信仰的力量支撑我走上来的。”

“菜鸟队长”
   3 年前，郁亮发起了“中城联盟菜鸟登山队”。在他的精心安排下，这群登山“菜鸟”为攀登珠峰进行了长达3 年的准备，他们的热身活动从海拔2000 多米的云南苍山逐步上升到海拔6000 多米的玉珠峰、海拔7500 多米的慕士塔格峰、海拔8200 多米的卓奥友峰。
   菜鸟们于4 月1 日集结拉萨，开始攀登前的适应性训练。前后用了47 天。“他非常科学地安排我们的训练计划，安排企业管理。他去登山的这段时间，万科的股票还在升呢。”戴大为对“菜鸟队长”格外敬重。“对登山这件事，他事先问过很多登过珠峰的人，对每一个阶段、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与应对策略，他都做过科学的分析、缜密的安排。”
   在戴大为看来，这位“仆人式的领导”事事率先垂范，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总是最先做到，还不厌其烦地教别人做。“他的细心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每天给8 个队员一一剪好防止拉伤的胶带；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到达帐篷餐厅；谁没来吃早餐，他跑到帐篷门口去叫；队友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总是最坚定地说：“不惜代价营救。”
   “他是个实实在在的‘装备控’。见到我第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支SPF50 的唇膏，说：‘大为，这个特别好，防紫外线。我在香港买的，送给你。’”
   他不接受采访，不写微博，仿佛隐身人一般，却能时时让人感受到他的力量。菜鸟队有这样一个口号：登山不是为了登顶，是为了回家。夏剑峰说，队长郁亮非常有担当，非常尽职。“如果同样的险情发生在南坡，我可能就回不来了。他的能力、他的威望、他的担当对营救我下来起了很大的作用。”郁亮一回到家，就给队员们发了这样一条微信：“我们这次登山的首要任务是平安回来，此行我们完成了大家最大的愿望—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家了，我作为队长也松了一口气了。大家好好休整。”

尾声

   60 年前的5 月29 日，新西兰登山家希拉里与夏尔巴向导丹增一起登上珠峰。此后多年，希拉里一直拒绝称自己为“登上珠峰第一人”。他总是说：“我们一起登上去的。”
   丹增在1988 年去世。11 年后，希拉里才在自传中披露：“我们挨得很近，丹增把绳子松了松，我继续向上开路。接下来，我攀上一块平坦的雪地，从那里放眼望去，只有天空。丹增快步跟上来，我们惊奇地四处张望。当我们意识到登上了世界之巅后，我们被巨大的满足感包裹。”
   希拉里曾100 多次回到尼泊尔并建立喜马拉雅基金会，基金会出资在尼泊尔等地建立了27 所学校、十几个家医院，惠及成千上万的夏尔巴人。他还留下一句话：“我们并没有征服高山，我们只是征服了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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