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样本：他们这样离开乡土

    2001年3月的一个傍晚，梁鸿接到妹妹电话，说小柱死了。小柱是梁鸿的堂弟，儿时最要好的玩伴，比她小半岁。16岁那年，他们的人生分道扬镳：梁鸿读书求学，一路读到北师大博士，毕业后当了大学教师，在北京安稳地生活；小柱则在全国各地打工，28岁的一天，在青岛突然发病，最后躺在梁庄的房子里，在腥臭中死去，老乡们怀疑，这或许和小柱每天在电镀厂接触氰化物有关。
    梁鸿挥不愿意接受小柱去世的事实，她把它写在了新近出版的《出梁庄记》倒数第二章。三年前，《中国在梁庄》的出版让梁庄与费孝通笔下的“江村”一样，成为中国乡村研究样本。但“那并不是完整的梁庄，梁庄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他们是梁庄隐形的在场者，梁庄的房屋，梁庄的生存，梁庄的喜怒哀乐，都因他们而起”。
    于是，从梁庄走出的梁鸿，把目光对准了像小柱一样的打工者。
    离梁庄而去
    2011年1月，梁鸿回到梁庄，开始收集梁庄打工者的联系方式，她花了半个月时间找电话号码。一位老人是梁鸿的亲戚，有六个儿子，为方便查询，老人把家人电话都写在墙上，梁鸿一个个打，“有好多已经打不通了，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孙子在哪儿，不是说没有联系，而是变化太快。”
    梁鸿走了九个省市，采访了三百余人，每次采访中，梁鸿几乎都会问一个问题：“你以后还会回梁庄吗？”回答各异。梁鸿自己的答案则写在《出梁庄记》最后一句：“我终将离梁庄而去。”
    梁鸿有着自己的“出梁庄记”。十几岁上了师范，毕业分配到一所乡镇小学教了三年书，后脱产读大专，自学本科，考上了郑州大学硕士，再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博士，毕业后留京，成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老师。但在梁鸿看来，“这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这一生活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2008年7月，梁鸿买了火车票，带着儿子重返梁庄，前后住了五个月，两年后《中国在梁庄》出版。书中真实反映了村庄的凋敝。“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在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状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乡村进行着博弈，力量的悬殊显而易见。村庄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只是一盘散沙，偶尔流落在一起，也会很快分开，不具有实际的文化功能。”她说。与中国每天消失的上百个村庄一样，梁庄或许也将成为历史。梁鸿在《出梁庄记》后记写道：“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力度加大，梁庄未来可能消失，并村还地，和邻近两个村合并，村民搬到楼上，村庄划为良田。”
    梁庄另一半
    所有省市中，青岛是梁鸿最早定下来的，却是最后去的，那是小柱丢命的地方。“到最后简直是不想去了，我害怕，有点胆怯，有点软弱，我害怕真的去面对它。”2011年10月下旬，梁鸿来到青岛，在亲戚帮助下，进入小柱生前干活的电镀厂。小柱的工作是用氰化物给金属表面去污增光，一般早七点半上班，晚七点半下班。氰化物是种剧毒。“一进到车间门口，一股巨大的蒸气浪潮冲我而来。这蒸气湿度和浓度很高，呼吸一下，就像吸进去一块冰冷的厚重的湿毡，塞住鼻孔和嘴巴，有猛然窒息之感。”梁鸿说。
    在最后的生命时光，小柱回到梁庄，安安静静等死。有人告诉梁鸿，小柱特别想有人找他说说话，因他不愿睡去，怕是一觉不醒。当时的小柱整个胃部溃烂，一咳嗽，血就喷得老高。当时的梁鸿其实身在梁庄，却并没有去看小柱，原因她也说不清。梁庄的打工者中，有不少进入工厂。一位叫梁平的年轻人，曾在郑州富士康工作过。今年五一劳动节前，两名员工从这里跳楼自杀，再次引发人们对工厂伦理的讨论。梁鸿在书中写道：“在说到工作身体不能动时，梁平扭过身，头低着，把两只胳膊撑在桌面上，胳膊、手腕一动不动，双手也不动，只有大拇指和食指飞快地缠绕着，‘你看，就这样，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完全和机器一样。往一个槽里插零件，其它身体的哪个部位都不能动。’他的表情夸张、僵硬，就像一个没有知觉的、肢体呆板的机器人。”小柱，梁平，这些平凡的打工者，构成了“农民工”这一群体。“农民工已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梁鸿说。
   

 对话
     梁鸿：重新发现乡村
    《华夏时报》：你说乡村不再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像一盘散沙，乡村的逐渐凋敝，最让你惋惜的是什么？
    梁鸿：倒说不上惋惜，乡村文化的凋敝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丧失，这种生活方式有落后的层面，但如果说一个生存共同体，你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抹杀掉、清除掉，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那毕竟是你历史的源流，你可以不断创新，但如果把它像切肿瘤一样一刀切了，那这个共同体就没有了历史也没有了过去，只有一个即时的现在。所以今天不能说是惋惜什么，而是要认真地审视，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哪些还对我们的生活很有效，有内在的精神拓宽，应该审视这个东西，倒不一定非要怀旧心态。
    《华夏时报》：费孝通笔下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包括它的道德体系，凝聚方式等等，对当下农民还有多少影响力？
    梁鸿：还是有很大内在影响力，譬如说农民来到城市，很多时候是依靠亲属关系来建构的。譬如现在年轻的小孩相亲，依靠的其实还是熟人社会里一个庞大的亲属网，这样才能够很快找到一个媳妇。农村就是一个巨大的相亲市场，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男女都回来相亲。在城市里他们并没有找到一种比较稳定的结构，但在农村可以。所以我觉得所谓乡土社会里很多结构性的东西其实还在发挥很大作用。这是显性的作用，其实还有一个隐性的作用，比如说一个农民来到城市，他怎样获得身份感？其实你会发现，当他回到他们那个私搭乱建的棚区时，就有他的身份感了，他有一个清晰的结构网络，但他在城里某个地方上班，比如说去当装修工，那他只是片刻的存在，他是一个我们所看到的那种“沉默的风景”，他不是生动的，只有回到那个关系网里面他才是生动的，他才能够找到他的身份、尊严和地位，他的爱恨情仇和存在感，所以即使今天农民大规模进城，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但农民对乡土社会的很多结构依赖性非常大，并且这种依赖性对农民非常有用，我们不能把它当落后的东西来看待，它是实际的特别有效的一个关系网和结构方式。
    《华夏时报》：你被称为“当代乡愁记录者”，你是如何看待乡愁的？乡愁在当下中国，是否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梁鸿：对，我一直说乡愁不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怀旧，它就是我们的现在，尤其现在我们在加速城镇化，在进行新农村建设，你会发现这里面很大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城镇化方向是朝着一元化，朝着城市的方向发展的，假如以这样的速度一直下去，我们传统意义的乡村、乡土社会的结构，可能真的从物质形态要被改变掉了。所以乡愁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怀旧情结，而是一个特别现实的结构性的东西。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乡土中国与城市化之间是矛盾关系吗？
    梁鸿：肯定不是。从晚清时期开始，很多知识分子就在探讨乡村问题，晚清的留日学生，他们当年办了很多杂志，比如《河南》、《云南》、《四川》，都是以地域来命名的，他们并不认为乡土中国是固定的、愚昧的、麻木的，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体的词，他们认为乡村是现实的、开放的。话语的变化非常有意思，不知怎么回事，我们今天谈乡土中国，好像如果想要现代化，就必须把乡土中国割舍掉。我觉得今天我们再谈乡土中国和城市化的时候，不应该把它绝对二元对立化，乡土中国完全可以包容到现代化的某些成分里边，城市化也不见得都是那种所谓的西方城市，不可能一城市化你就变成西方人了，你的人情、道德、风俗都还是中国的，怎么可能完全割舍掉。
    《华夏时报》：前不久郑州富士康又有两个工人跳楼了，你也去过那儿，最大感受是什么？
    梁鸿：富士康我是2012年去的，厂区确实不错，比较干净，也有篮球场什么的，富士康肯定不是中国最差的工厂，说不定还是最好的工厂之一。据我了解，无论是富士康也罢，还是一个普通的小工厂也罢，大部分工人都是靠加班来挣钱的，工作很枯燥，长年加班肯定对一个人的精神有某种损伤，所以我觉得富士康工人自杀，可能是精神被压抑的一种异化的外现。一个青年他没时间聊天，没时间谈恋爱，没时间散步，每天像梦游一样。他完全变成某种宁静的存在，当然会出问题，富士康的问题一定带有某种普遍性。
    《华夏时报》：最近反映打工的书有很多，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这类书都是有着不错的口碑？有人说，现在每个人都是打工者，他们从这些书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梁鸿：可能是吧，一个群体在越来越大，大家无法做到视而不见，所以当这样的书出来的时候，可能它也的确反映出中国现实中某个核心的东西，自然会激发起读者的兴趣，因为从书里他可以看到自己，可以看到他未曾远离的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书能引起关注可能是非常自然的现象，其实这种书不是多了，反而是少了，因为这种关于个体化的叙述组合在一块才能形成这个群体全生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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