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不开的城镇化

    汇丰5月份的中国制造业PMI指数再次证实了一件事，内外需都不足！49.6点的初值，是去年10月以来首次降到50点以下，意味着制造业在经历了连续6个月的扩张后戛然而止重现收缩。
    在PMI指数公布的同一天，路透社报道了一条所谓“独家消息”，消息援引接近政府人士的话说，中国城镇化支出6.5万亿美元的计划正遭遇波折，因高层领导人担忧再一次地大规模支出可能会推高地方债务并吹大地产泡沫。据称，最高层否决了一份城镇化草案，希望以更加体现经济改革的方向加以调整。
    我不知道市场会如何解读这两则消息，如果仅仅是按照最近的最流行的解读方式，得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再可靠了”和“投资拉动经济的能力和可能性都不再了”的话，大概和实际情况会差得很远。当然，就在第二天相关政府部门也就表示“该报道不符合实际情况”。
    我的想法倒是，不管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中国经济都需要一个合情合理的城镇化，和以前的路子不一样的城镇化，和各个地方政府熟悉的套路不一样的城镇化。
    城镇化方案也许要挤泡沫，也许会姗姗来迟，但是它总归要来的，5月份的汇丰中国PMI重回荣枯线之下，反倒说明了需要它来的紧迫性。因为要稳增长城镇化是绕不开的。
    南方基金的投资总监邱国鹭曾分析过绕不开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必然性。在4月初邱国鹭的一篇分析文章“新常态下的投资思路”中，他解释了“三驾马车”中的逻辑：
    过去10年，投资和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现在出口这条路走不通了，想要靠增加出口来推动一个52万亿GDP的经济体，其他国家受不了，中国的环境和资源也受不了；消费也不通，因为没有投资增长和出口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消费是没有办法自己加速增长的，消费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希望它贡献3%-4%以上的GDP增长。
    出口和消费都不行，剩下的只有投资。按比例看，以前投资中40%是工业投资，指望工业投资在今后5-10年里再快速增长也不太现实。因为过去10年工业投资的增长都是围绕出口来建设的，出口不成，以出口为生的工业投资也难以增长。
    最后只剩下什么？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邱国鹭甚至认为，“在2020年前，要想经济增长保7，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是仅存的动力。”
    持有类似观点的不只是邱国鹭。也就在汇丰中国PMI初值公布的同一天，北大教授、世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福建的一个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出现经济增速放缓是周期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可通过加大投资解决。”林毅夫认为，中国的前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多投向高铁、港口、机场等，而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如地铁、城市污水处理、环境保护等投资空间仍然很大，也将产生很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当然，经济增长必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前提，加大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投资。”
    也就是说，林毅夫认为投资仍然是当前稳住增长的唯一途径，他甚至还强调了不要过于依赖刺激消费，“部分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过度消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以过度消费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至于投资，所需要选择的只是投资在什么地方？投资中需要注意怎么样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林毅夫也都给出了他的答案。
    可以知道投资的不可持续，但是也要知道还有地方需要投资，而且要保证中国经济不失速，不会硬着陆，就必须找到合适的投资着力点，这恐怕是一个城镇化草案最需要下工夫的地方，而不仅仅是拉一个单子，统计一个多少万亿的投资规模。
    现在的5月份中国制造业PMI指数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实际情况，很大程度上就是投资的失速。尽管中国的货币政策依然显得很宽松，但就上面邱国鹭而言的工业投资来说，是很难恢复以前的高速增长的，而这也是经济转型的一个目标，那就是不再依赖出口。
    在《华尔街日报》记者欧乐鹰分析看来，中国的确出现了低端制造业投资不足的现象。决策者已将提高国内消费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鼓励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并对劳动规定进行了有利于就业者的调整，进而去年私营部门薪资水平上涨了14%，超过了经济增速。另外，政府还放松了对利率的管制，从而提高了家庭储蓄收入，同时人民币的升值又降低了出口竞争力，从而限制了投资向低端制造业的流动。
    无论是工资水平，这意味着制造业的劳动成本，还是利率水平，这意味着制造业的资金使用成本，还是汇率水平，这意味着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三者都开始更加市场化，这就是运用价格手段消除不平衡，消除过度依赖出口和工业投资的不平衡。
    可除此以外呢？中国经济仍然需要投资，有质量的投资，这是城镇化躲不开的问题。
（作者为本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