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闻改革声

    上证指数从2012年12月4日的1949点起来，一直涨到2013年2月18日的2444点，这一波不错的行情来源于两种动力，一个是流动性的宽松，一个是对新一届政府改革的预期。
    预期的力量对于股市的涨跌来说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南巡”中提到了“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而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提出，2013年的主要任务包括“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一切都在激发人们的无限遐想！改革的总体方案是什么，终极目标是什么，路线图上的一个一个站点又是什么，时间表是快是慢，还是不紧不慢？这些都是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年时间才可以知道的答案。
    当时，我曾经在《地平线》专栏中预测最有可能的改革突破点还是在经济改革领域，在那些牵一发动全身的要害位置，比如国企改革、机构改革、价格体系的改革、财税制度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
    为什么应该是这些市场化的改革走在最前面？因为这些改革的结果将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只有政府对市场的审批减少了，国企对产业的垄断减少了，利率汇率还有资产价格的扭曲减少了，还有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的依赖减少了，中国经济才能扭转对政府和国企投资，对制造业出口的依赖，达到一个依靠市场参与者自我调节、自我发挥的内生增长的阶段。
    不过，就像我在一开始预计的一样，所有的这些市场化改革并不是说十八大开完了，政府换届结束了，就自然水到渠成了，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个更长的等待过程，而市场是最没有耐心的了，一旦它为了改革的预期猛涨一气，而后却发现改革的措施并没有跟上来，中国经济似乎还是需要在老路上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上证指数自然也就掉头向下了。
    还好，就在5月的花海中，我们又听到了改革的声音。
    在5月6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策者在部署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时，确定了加大改革力度的九个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包括行政体制、财税、金融、投融资、价格等。
    根据财新网的报道，目前，七个由政府高层官员及政策顾问组成的独立工作小组正在起草改革方案，涵盖金融部门、财政体系、土地使用权、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社会收入不公与户籍制度等领域。而改革方案预计将提交今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审议通过后，明年年初起，改革有望在多个层面展开，并寻求重大突破。
    而根据另一个路透社的消息，中国的最高层决策者正在亲自主持起草改革计划，以重振经济。而酝酿中的改革计划里，可能不会再有所谓的各种刺激措施，目标将放在通过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走上更可持续的道路。而在可能的改革方案中，将会针对利率市场化、户籍制度和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确保地方政府获得稳定税收，不再依赖卖地收入等。
    如果说，这两个报道都是援引消息人士，一切还有待进一步证实的话，进入5月以来国务院紧锣密鼓地一月四次强调简政放权，可谓是机构改革走出了明确的一步：4月24日至今，国务院已连续三波取消和下放250项行政审批事项。
    在稳增长和应对产能过剩的矛盾当口，李克强总理旗帜鲜明地提出来：“要以简政放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要以简政放权推动经济转型，”“要以简政放权释放就业创业创新活力，”“要以简政放权更好地发挥地方的作用。”
    这四个要以简政放权达到的目的，可谓是句句说中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要害。我们第一次听说了要稳增长靠的不是政府主导国企执行的投资，而是简政放权。
    只有政府放手了，才能打破垄断，让民间投资发挥力量，让服务业加快繁荣，就业才能有保障，而不是仅靠几个大国企去稳增长，保就业。事实证明，通过行政审批，国企主导的稳增长项目到最后都成为了过剩的产能。
    一位商务部的朋友在听总理“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时，让他印象最深的话是，“一个项目，可以批给张三，也可以批给李四；可以早批，也可以晚批；可以多批，也可以少批。这种自由裁量的随意性，不利于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影响了市场主体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也容易滋生腐败。”
    自由裁量权，这可是一个法学用语，李克强总理最明白。（作者为本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