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望族最拼爹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由奥巴马的经济顾问阿兰. 克鲁格（Alan Krueger）提出，它描述的是代际财富差距和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在2012 年的一篇演讲中，克鲁格用这一术语来解释渥太华大学迈尔斯. 克拉克的著作。后者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越不均等，社会流动性就越差。迈尔斯认为，在美国和英国等一些国家，某一代人有50％左右的收入差距都要归因于上一代。在平等主义较为盛行的北欧国家斯堪的纳维亚，这一数值要小于30％。
   即便这样，以上描述也太过乐观。迈尔斯的研究只比较了父辈和子辈两代人的收入水平。这不仅是出于研究需要，同时也是因为包含三代及以上的可靠数据较少，但是仅依赖两代人的有限数据可能会导致对社会流动性的过高估计。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指出，在两代人的范畴内，富人孩子免不了也会碰到各种不幸。由于有些孩子希望从事慈善事业等种种原因而选择低报酬的工作。这些数据干扰因子使社会流动性显得比实际更加易变。由此推断出的几代人之间的流动率会让我们误以为，从长期来看，机会还是很均等的。但是格雷戈里的研究表明，家族历史的影响巨大，并且其时间跨度会更持久。父亲的影响很大，但是祖父以及曾祖父也同样关键。实际上，可能要花费300至500 年的时间，才能使上流社会家庭和普通家庭的后代在社会各收入阶层出现的几率相同。
   为了克服数据不足的问题，格雷戈里从稀有姓氏中获取信息。从姓氏中获取流动性趋势，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可供选择。其中一种方法是寻找某种姓氏与优越的经济状况在历史上的联系，例如，在2012 年的一份研究中，格雷戈里分析了瑞典的一个名门望族，那些罕见的17 世纪的贵族姓氏以及接受过优越教育的18 世纪瑞典人传承的拉丁姓氏（比如林奈）在瑞典社会中都非常稀有。通过研究，格雷戈里发现这些姓氏在精英阶层中出现的频率较高，根据这一线索，格雷戈里计算出了长期社会流动率。
   直到2011 年，这些贵族姓氏的子孙仍频繁地出现在律师这些代表高社会阶层的行业中，而且其出现频率是他们在总人口中出现频率的6 倍。格雷戈里认为，即使在流动性较好的瑞典，在几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内，大约有70％至80％的家庭社会地位能得以代代相传。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运用类似的手段，揭示了19 世纪西班牙和中国民国时期的社会留滞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可以看到继承的优势存在。
   第二种方法依赖于稀有姓氏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出现在上流人群或者普通人群中超额比例的几率。举例来说，“米克尔思韦特”在英国人中是稀有姓氏，在1800 年，米克尔思韦特家族非常富有，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研究米克尔思韦特家族在多久的时间跨度失去了这种“必然富裕”的魔力，来计算出长时间的社会流动性。在一篇由格雷戈里和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的尼尔. 康明斯共同合作的论文中，他们从19 世纪财产遗嘱文件中收集数据，将稀有姓氏划分为不同的富裕等级，然后使用类似数据来追寻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这些不同富裕程度的稀有姓氏的家族将变成什么样的普通百姓人家。得出的结果是，他们再一次证实，大约有70％至80％的经济方面的优势是能够代代相传的。
   格雷戈里的总结是，深层次的社会流动率不仅低，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都比较稳定。格雷戈里指出，社会的持续不变性表明，社会流动率低可能是由于深层次的“社会竞争能力”存在差异。这种竞争能力可以潜在遗传，再加上人们往往喜欢和性格相似、能力相当的人交往，这样一来，竞争能力又得以进一步提升。
   这种“机会只能听天由命”的观点听起来令人沮丧。有些研究运用现有的少数多代际数据，得出的结论要稍微积极一些。一项针对瑞典城市马尔默的研究，分析了涵盖某个特定家庭四代人的数据，发现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同其曾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存在非常明显的关系，同时也发现了更多证据，证明仅探讨一代人会导致对社会流动性的过高估计。格雷戈里将同样的数据用于姓氏氏族分析，计算得出的马尔默60％的收入差距是由于前几代人的经济优
势，虽然这样得出的结果比他计算出的70％至80％的比率要低，但还是高于单一代际的计算结果。
   惠顿学院的贾森·龙和西北大学的约瑟夫·费里埃用艰苦细致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仔细查阅了美国和英国两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一面记下有子女家庭的家庭状况，同时追踪记下这些孩子成家立业后的家庭状况，然后建立起几代人的数据资料。通过对英国和美国两国三代人的数据分析表明，一代人的高收入（或低收入）水平至少会影响两代人。不过，他们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打破社会一成不变的枷锁也并非不可能。英国和美国的社会流动率在20 世纪中叶趋于接近，但在19 世纪，美国社会的流动性要明显高于英国。过去牢牢掌控着现在，但如果社会环境适宜，这种控制力显然也可以人为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