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行政式预算管理亟须改变

    本报见习记者 吴丰恒 北京报道
    两会期间，国务院提出了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首次正式编制进入财政预算，对此，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税收研究所王俊教授。
    《华夏时报》：2013年3月5日，在财政部公布的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中，首次正式编制了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如何解读这项举措？
    王俊：将医疗保险基金编入预算，从基金管理角度来讲是一次进步。比如医疗保险以前是由社保部门下面的一个部门来管理，这就可能存在一定隐患，而一旦社保基金编入预算以后，管理肯定会相对严格。
    建立保险基金预算，需要实现规范化和透明化管理，包括首先要制定一套科学完善的预算管理办法，实行社保资金在预算、执行、决算、监督四个环节的严密管理。其次，要建立健全法律规范，对审核通过的预算予以法律化，同时针对违反预算法案，滥用侵吞社保基金的行为制定严厉惩罚措施，防止腐败现象产生。最后，要实现社保基金使用的公开化。相关管理部门应及时向公众公布社保基金使用情况，及时客观地披露相关资金的动向信息，实现全民监督。
    《华夏时报》：你如何看两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的“界定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的建议。
    王俊：我理解这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分级分税预算管理体制。分级分税预算管理体制要求各级预算相互独立，自求平衡，其核心是各级预算主体独立自主的程度以及中央、地方权力分配关系。目前，我国分级分税预算管理体制事权仅划分到中央与省级行政单位，对省级行政单位以下的预算主体缺少明确的事权分配，这导致了省级以下预算主体财权和事权无据可依的困境。此外应尽量细化财政支出的职责，特别是在中央与地方有交叉的支出、跨地区支出、具有外溢性支出等方面，尽量做到财权事权明析，确保各级预算主体行政互不干扰，发挥出财政资金的最大效率。
    《华夏时报》：全国人大财经委近日建议，未来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俊：按道理说每个国家的政府性收入都应该由财政来统一收支，这样效率会更高。所有政府收入都由财政控制，和社保基金一样，可以防止管理上的混乱，防止一些制度外不规范行为。应该说在政府系统内，财政系统还是监督强度相对更强大、人们重视程度更高的一个系统。但是难度是这些收入主体愿不愿意纳入预算管理，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执行起来会有一个渐进过程。
    《华夏时报》：预算体制改革已经箭在弦上，然而如何进行改革，国内外有无成功经验可以借鉴？
    王俊：我国先后实行过四种类型的预算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统收统支体制；改革开放以后，从1980年开始到1993年，我国实施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俗称“财政包干”；1994年开始，我国现行的是分级分税预算管理体制，即是一级政权一级预算主体，各主体相对独立、各自平衡。
    虽然经过长时间改进，但分级分税预算管理体制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在基础设施、文科卫、支农等事业上，仍然存在管理交叉现象，在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监督等环节，我国实质上实行的仍是一套“行政式预算管理制度”。
    1994年，我国就通过了《预算法》，但由于细节不完善，《预算法》起到的作用有限，这也反映了预算体制法制化程度不够。纵观国际，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国家预算管理制度就非常严密，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实施了完善的“立法式预算管理制度”，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将预算管理民主化、制度化，资金拨付公开、流向透明，并且建立了政府财政绩效评价制度，这些都值得中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