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学者吴稼祥：超大规模国家的公义治理
摘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并且这个国家还有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岳巍 北京报道
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沉静积累，吴稼祥终于迎来一个绚烂迸发的时刻，其最新著作《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的出版引起各界关注。
这本有着简短主标题，但是同时具有详尽副标题的著作已经在2012年末到2013年初持续为吴稼祥带来良好的学术声誉。
对于这本书的强烈自信，吴稼祥毫不掩饰。此书“朝成，夕死可矣”，这句化自《论语》的自负之言原本是吴稼祥的戏称，但是被人们当了真，也就成了他们对这本书的绝佳推荐语。
吴稼祥对这一说法的解释是：很多事，他不做，自有别人做，而这本书，他不写，可能也就不会有别人写，“我的阅历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这个是不可替代的。我写了这本书，我要对得起让我活命的那个命运，我有这个义务把它完成。”
事实上，完成一本书，并非止于作者停笔，而在正式面世。吴稼祥说《公天下》的出版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看过《公天下》几章之后便兴奋地要求这本书一定要给自己，执着到不签协议就不离开。之后编辑一直庆幸自己那日的坚持，因为第二天就有别家出版社找上门来。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公天下》列入其“新民说”系列，在同期出版的数种图书中，《公天下》成为被抽中需要送审的两本之一。吴稼祥自信自己已经完全掌握并熟练使用的安全的话语体系能够使这本书轻松过审，他当时唯一担心的只是书名而已。出版社的编辑却没有这么轻松，虽然他们在表面上还是努力表现得镇定。
编辑的假装镇定在送审通过的那一刻彻底“现眼”。吴稼祥说，编辑在电话中激动地用颤抖的声音念了一遍审读意见。
作为政治理论著作，《公天下》以独特的文本模式呈现，不枯燥不干瘪，读起来引人入胜，纵横中国4000年，将政治史学、政治理论与比较政治学融为一体。吴稼祥否认自己是在用春秋笔法批评当下，但是他承认这本书能够对当前的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十年一脉
《华夏时报》：《公天下》是一本关于政治理论的著作，你对政治理论最初的关注始于何时，关注点在何处？
吴稼祥：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我开始研究政治体制，当时就有一个清晰的印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并且这个国家还有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此外，其至少4000年的历史也是我们面对的现实。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改革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像是面对一座大冰山一样，于是，规模对我来说成了一直要研究的对象。
《华夏时报》：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你的计划与成果是什么？
吴稼祥：我要为这个主题写5本书。第一本是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的时候完成的，那是从我们国家当前的政情做一个分析，是一种假设，推导出的一种结果。
第二本是为香港报纸写了一年的专栏的结集。这个专栏关注的就是联邦主义的论题，一共52篇。这个写法有点类似于美国联邦党人文集的写法，面对问题，而不是面对理念，来讨论联邦制是否相对于别的体制更有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
第三本就是《果壳里的帝国》，从国际政治角度，我在考虑为什么一个帝国会分崩离析？因为它有双重不合法，一个是它没有获得公民的自愿授权，统治不合法，第二它没有获得被它征服地区的人民的整体授权。我通过那个道理说明，超大规模国家，可以通过联邦化和民主化，使这个国家保持原有的规模，增加它内部的活力。
第四本就是现在的《公天下》，这本书告诉人们中国需要有一个权力下放的过程。《公天下》的副标题是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这本书讲的其实主要是“多中心治理”问题，第五本就会主要关注“双主体法权”。
《华夏时报》：按照这个脉络，目前这四本完成的书以及之后的第五本其实是源于同一构思。
吴稼祥：构思如果这样算下来，其实应该从写第一本书开始一直在想这个事。因为政治改革有很多事情要考虑，必须要找到那个最关键的，而别人讨论不够深的问题。这样才能够让大家感觉你这个事情有价值。
拒绝一加一的自我矮化
《华夏时报》：具体到这本书上来说，你在论证时首先采信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大禹的描述，而夏商周断代工程现在还存在争议，如果夏朝真的并不存在，那么是否会影响最终结论的论证？
吴稼祥：这本书就像一只螃蟹一样，有8条腿，丢掉一条腿，一点事情都没有。即便夏朝被否定了，也对后边的论证没有影响。大学的时候，我跟我的研究生导师学到一个集群论证法。意思是为了一个观点，用十个证据去证明，有一个站不住没关系，还有九个。另外夏商周否定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整个历史要翻个个儿。
人类所有认识其实都靠不住，都是暂时的。比如说人民币，人民币有意义吗？为什么还在流行？就是大家在暂时条件下没有更好的交易手段。在没有更好的、更有力的证据驳倒我之前，我就是成立的。
《华夏时报》：这样的话就难免会有一些负面评价，比如有人说你的理论有些片面。
吴稼祥：理论就是片面的，不片面就是教科书，世界上所有的理论，只要是理论，一定是片面的。
《华夏时报》：在《公天下》中，你在创造概念甚至理论。
吴稼祥： 是这样的。世界上最喜欢新概念的是哪个国家？德国，德国的每一个哲学家都创造一个跟别人不同的概念，尽管他的思想是连贯的，但他们有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是雷同的吗？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德国能够诞生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家的原因。
不过我们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现在不具备这个资格，如果在乎他们的评价，就做不了任何事情。思想发展的原因跟创造概念的多少有关系，我把这个叫做概念冲动，现在中国有多少人有概念冲动？光概念冲动不行，得给概念下准确的定义，这个定义必须站得住，有了定义还得有假说，有了假说还得论证，只要自圆其说就可以了。中国所谓做理论的人，最缺乏的就是这种素质，基本上我们的研究方法就是国外的理论是大前提，中国的问题是个小前提，两个一加一推导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是理论了。这不很可笑吗？
《华夏时报》：我可以看做这是你对给这本书的批评意见的回应吗？
吴稼祥：可以看做是这样，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理论是什么，哲学是什么，而且不知道创造这些东西，如果是这样一种态度占主导，这个国家永远不可能有理论创造。
《华夏时报》：对于批评，你是否过于激烈。
吴稼祥：批评如果特别靠谱，我一定会认真回应，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文雅的读者，就给我发来一个短信说，吴老师，有个事情百思不得其解，能不能请你帮帮我看怎么理解这个问题。他说一个大的圆盘上面，旋转的圆盘上有很多小圆盘，如果小圆盘和大圆盘同时旋转，离心速度会加倍，它可能会飞出去，反方向旋转，也待不住，因为方向相反，这个事情您怎么看？这其实是在批评我，批评得很高明。他不好意思直接批评，以多中心治理，等于大圆盘带动小圆盘，怎么能待得住呢？这是真正考虑问题的人，那我就必须认真对待他。
我跟他讲，中心最大的那个大圆盘其实不是大圆盘，是一个恒星，围绕它旋转的行星，围绕行星的是卫星，它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抵消了。
公民授权方能大公天下
《华夏时报》：《公天下》中有重启西周的概念，向华夏民族自身传统寻找解决当前问题的路径是否现实？
吴稼祥：首先我们要肯定的是华夏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没有必要自卑，这在世界历史上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没有任何其他民族能做到。
第二，这个民族非常难，作为一个农业民族，冷兵器时代，基本都要被亡国灭种。因为农业民族战斗力是不行的，永远都是被蛮族消灭，但是华夏民族幸存下来了。
重回西周是什么意思？并不是我们要回到西周去，这是不对的，我是说两大政治制度，是不同民族创造的。现代民主是西方人创制的，它从古希腊开始，从直接民主，到单一制民主，到联邦制民主。多中心治理联邦制，是中国最先发展的，中国创制的，那就是西周，双都多中心治理，一个国家两个首都，分那么多中心治理，世界上哪个国家比我们做的更早，不可能有。我要说的重启西周，是仅仅就多中心治理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华夏时报》：如何理解公天下，中国到底有没有过真正的公天下？
吴稼祥：首先要给公天下下定义。对我来说，公天下有两套定义，一套是制度化定义，一套是政治权利的公天下。
政治权利的公天下指的是所有民主政体就是公天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所谓公天下，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有私人空间、私人权利，不被干预，对天下的治理有发言权。
但是所有人都轮流去当官，当最高领导人，这在大规模的国家是做不到的，这种绝对意义上的公，永远不会存在。我们说的公就是两种含义，一个是天下的权力，就是孔老夫子下的定义，就是在《礼记》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权，不归任何一家，不归任何一个个人、包括任何一个集团独占，这是一个从否定意义上阐述的公天下。
肯定意义上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天下的一切权力是所有公民的，只有公民自愿同意授权，那种权力才能行使。中国古代一般讲，公天下基本就是个理念，事实上很难做到，有两种制度在公天下的道路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它的要求，一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尧舜的禅让制，但是肯定性条件不能满足，它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是贵族选出来的，是四大部族联盟推举的。在这个意义上，是小公天下。
第二种就是西周的分封制，不仅不是一人的天下，也不是一家的天下，是大家的天下，所以叫做兼天下。所有各个部落联盟，都要治理自己的地方，不是家天下，不是一家天下，是大家的天下，所以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上最接近公天下的就这么两个。
但是这两个，实际上都是小公天下，因为公民并没有授权。我们说当代大公天下，指的就是公民要授权，地方也要授权，没有比这个更理想的公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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