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当、底线与且慢投降
摘要：最近的10年，在中国语言文字中，似乎从未有一个词像“公共知识分子”这样迅速经历了从云霄到泥壤的跌落。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岳巍 北京报道
最近的10年，在中国语言文字中，似乎从未有一个词像“公共知识分子”这样迅速经历了从云霄到泥壤的跌落。公共知识分子从一个本应受人尊敬的群体成为社会嘲笑的对象，来得出其不意，快得出人意料，让人忍不住扼腕叹息。
知识分子群落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得微妙而尴尬。于是身处这个群落中的人必须自我救赎，阻止公共知识分子继续被“污名化”的狂潮，当然亦有对自身的反思。
这似乎可以看做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沙龙开始“云知道”计划的初衷。在这个年度计划中，当下中国最活跃的三个公共知识分子将在超过10次的面对高校学生的聚会中，讨论知识分子话题。熊培云、许知远与梁文道希望，这是反思的过程，由此去魅祛霉，恢复公共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
熊培云：有担当，便为精英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熊培云表达了自己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词汇的看法。
“如果需要讲它的意义，我会分成三部分：一个是公共性，一个是知识性，一个是承认你是一分子。公共性是你对公共领域发生的事情要参与和介入，知识性也是考验你的理性。如果公共性更多考验你的心灵，知识性则更多考验你的理性。”
熊培云反对一种定式——“我要谈论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是普世的真理”，并将这种定式评价为“自视过高”。
熊培云坚持认为如果一个人参与公共领域，有独立思考，愿意多说一些话，可以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愿意有所担当，无论自己承不承认，都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但必须注意的是，即便身为精英，也不能认为其他人一无是处，只有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熊培云看到这种“自视过高”的结果便是社会充满戾气。要求对方对自己所持观点表示信服，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使用暴力——尽管很多时候只是语言暴力，但这决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现象。
当两派因为各自阵营的观点分歧而斗争时，忘记自己与多方的共同点而只强调不同，无视共识，强化分歧，这样的后果无非是将达成妥协的时间向后推移，对于社会的进步和改良几乎没有正向的推动作用，此种争斗除了消解资源，别无功用。
熊培云非常清楚这种争斗背后掩藏着人们对于“民粹势力”的畏惧甚至迎合。这使得公共知识分子群落被外部势力污名化之后又面临来自于其他方面的伤害。
熊培云开始不愿意自己被贴上公共知识分子的标签，因为“贴上这个标签，很多时候那个意义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后果便是，很多人用一个所谓群体的概念来描述并评价一个知识分子个体，“最后因为某个人被毁掉，整个群体也被殃及，包括这个群体中的你。”这是熊培云不愿意归属于某个团体或者被贴上某种标签的原因。他说自己更多代表自己。“要么成为我自己，要么一无所成。”
这一个人主义色彩强烈的描述，就像熊培云对自己的要求，这来自于自己的惨痛经历，对于药家鑫的死刑判决的意见导致这个一分钟之前还被民众认为是民族良心的知识分子一转眼就成了他们所认为的民族罪人，甚至要排队才能轮到自己有机会亲手“杀了他”。
衍生于民粹主义的民众的势力，导致他们更多只认同自己需要的观点，而这亦要求知识分子能够在这一情况之下有所坚持，“看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有什么样的危险，不能因为别人不同意自己的观点，就不能坚持，或者落荒而逃。”
许知远：语言和思想的自尊
是知识分子的底线
许知远在公共知识分子被赋予新的含义之后，便很畏惧在公共场合对其有所表达。他喜欢以自己求学的北京大学作为样本谈论知识分子个体与群落的蜕变。
1995年进入北京大学的许知远说自己那一代人中间发生了奇怪的演变。在这个演变中，他的观察对象是自己的“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的变化过程伴随着公共知识分子贬值和继续边缘化的过程。
北大教师韩毓海，写了《北大，魂兮归来》，讲这个学校为什么堕落。那篇文章中体现了显而易见的忧患意识。文章被复印了很多份，密密麻麻贴在当时还很火的三角地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许知远说自己读到这篇文章觉得内心被莫名地击中了。
许知远提到的这几个朋友还有余杰、摩罗等人。许知远当时以为通过他们对接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十几年过去，物是人非，朋友们包括许知远在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思想还是人生境遇，如果说许知远对于一些朋友的蜕变是惋惜，而对于孔庆东则是震惊。在许知远的描述中，孔庆东曾经是他的老师兼好朋友，当年那个让许知远充满感激之情的人现在让许知远无法理解。
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群落的侧影。知识分子在表达时丧失了语言和思想的自尊，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
许知远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共同体的迅速瓦解，本来这些人应该有相似的主张，对社会政治有类似的判断和信念，彼此坚持，他们可以争吵，但是对最根本的问题应该是相互支持和相互理解的，但是现在瓦解了。“不管你坚持左的立场还是右的立场，支持还是反对国家，知识分子在表达的时候可怕地丧失了语言和思想的自尊，争先恐后地向着大众最边缘的语言同化。”
当一个社会群体在社会中觉得自己被边缘以后，他们经常选择沉默，沉默就变成了流亡，流亡的结果则是精神的死亡。
梁文道：且慢投降
梁文道说自己不善于谈个人经历并且从中提炼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话题的看法。他的看法真的都是用看的，以一个冷静的观察者的身份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方法论使得梁文道对于知识分子话题的理解除了延展性，还具有了纵深感。
他试图找到一条公共知识分子被污名化的逻辑主线，以期能够抽丝剥茧，寻到这一已经近乎一场运动的社会行为的深层原因。
在梁文道的研究中，当年对“精英阶层”的妖魔化可以看做是对公共知识分子群落的污名化的演习和先声。
对于二者的嘲笑以及敌视有外界的引导，而这种引导所基于的基本情感是民众对于社会资源分配现状的不满。当精英已经彻底变成一个贬义词之后，公共知识分子就迎来了它在污名化运动中最悲惨的时刻。这一悲惨的含义不是个体和群体被侮辱甚至污蔑，而是对于这个群体的整体不信任已经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戾气加重，非理性、反智主义盛行，由此，每个人都是最终的受害者，尽管很多人还享受着批判的快感而对未来的危险浑然不觉。
梁文道痛心当前人们把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以及表达这种立场依据的工具和理由的讨论转移到对他们人格的讨论上，这就“抹去了我认为更重要的牵扯到整个国家的重大社会分歧的讨论”。
梁文道澄清自己不是要为“公知”正名，而只是要说“随便骂人”不利于一个健康讨论的气氛和环境。尽管知道这个时代或许只能是这样，但是梁文道还是希望能够发出微弱的声音，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还是要关心以及讨论严肃的问题，这个群体必须坚守，不能对“庸俗大众”投降。
“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首先给人以责任和压力，这种责任和压力不是抛弃草根大众和人民。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怀整个社会和重大事件，但不要忘了，还要为思想而活，思想是要讲品质的，思想的讨论和发掘应该有严格的方法，态度应该是认真和严肃的。”梁文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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