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机器人”
《我，机器人》是一部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也是一部威尔-史密斯的科幻电影，讲的是2035年地球上每15人就拥有1台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时代，机器工人、机器助理无处不在。科幻作者永远扮演着预言家的角色，就像凡尔纳的种种幻想到今天都成了现实一样，我们今天已经开始为阿西莫夫的机器人时代做准备了。
有些消息来得非常蹊跷，叠加一起时最能引发想象力。
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比尔·盖茨近日预测，机器人与自动化技术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可以改变世界；在悉尼的“地球之外矿业论坛”上，有人提出“月球采矿没有技术障碍，唯一制约是商业成本问题”。再加上富士康郭台铭2011年说过的话，未来3年在生产线上要采用100万台工业机器人，而春节一过不少媒体又都在报道新一轮“用工荒”。
这一切放在一起，搞得中国的人口红利真的好像迅速消失殆尽了，必须要迎接机器人时代！机器人可是高科技，是创新，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替代。
不管真假，资本市场最敏感。就在这组消息被广泛传播的2月26日，上证指数在银行和券商的上拉下挫下宽幅震荡了一天，从开盘跌十多点再拉到涨十多点最后收跌30多个点，如此行情下，机器人概念股却非常强势。在同花顺“复盘”中，被列为工业智能化概念的强势股就有4只，两只涨停，两只涨幅超过6%。
然后第二天，这个机器人概念就被证明是一天行情，索然无味了。所谓的机器人替代工人也只是一个概念，就像概念股一样。但这个概念就像所有科幻一样是如此诱人，有意思的是，我一直关注的两位经济学家最近也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机器人。
一位是英国经济学家斯基德尔斯基，他的文章干脆就以“机器人的崛起”为题，关心机器人如何抢走了普通人的饭碗，“这种担心在遥远的未来一定会兑现，我们迟早会找不到工作。”
在斯基德尔斯基的视野里，有“2011年中国公司耗资80亿人民币购置工业机器人”，有“富士康计划未来5-10年开办第一家完全自动化的生产企业”，也有“超市用由一名员工监督的银行自助服务机取代了收银员的岗位”，还有“社交媒体巨头Twitter身价达90亿美元但仅雇佣400名全球员工”。斯基德尔斯基当然认为“机器人取代真人劳动力”牵强附会，但也认为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技术性失业”将不断增加。
另一位关心机器人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他在参加达沃斯论坛时，参加了美联社组织的一个有关技术和失业问题的会议环节，提出来“现代科技在可以流程化工作中使用机器人和其他机器来取代工人，面对这样的现实，全球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还能够创造新的——尤其是好的——工作吗”？
斯蒂格利茨认为，这个世纪初以来，美国和欧洲的私人企业已经无法创造多少好的工作了。即使是中国和其他制造业增长的地方，生产力的提高——通常与扼杀就业的自动化过程有关——是产出增长的主要动力。“受影响最大的是年轻一代，他们的生活前景将会受到当前面对长期失业现实的严重打击”。
听完两位经济学家对机器人的关注，我们会发现，他们不像采矿大亨那样对在月球上采矿充满激情，也不像比尔·盖茨那样对机器人主宰的未来世界充满幻想，更不像郭台铭那样对用机器人还是用普通人生产充满算计，经济学家关心机器人的上岗，其实关心的是普通人的下岗。他们的工作是研究劳动力市场和分配问题。
对机器人，我的基本想法是这样，在美国和欧洲地区，人工成本高，机器人替代普通人可能还真是一个可以算计的问题，但在中国，还有这么多人在寻找工作时，机器人要说取代普通人，那是一个更加遥远的事情。
不过，我们的确需要回答一个“郭台铭问题”，在制造业工人工资的确不断攀升时，用机器人去生产线上组装IPHONE手机可能真是一个更经济的办法。
对“郭台铭问题”，我有一个可能的答案。大家都知道，生产要用到两种投入，一种是资产，比如机器甚至机器人，一种是劳动，也就是生产线上的工人。到底要如何组织机器和工人的投入，就要看资产和劳动力两者的价格比较。如果工人便宜，就多用工人，机器便宜，就多用机器。如何衡量贵还是便宜，劳动力的价格叫做工资，资本的价格叫做利率。
大家也都知道，中国过去30年依靠了人工红利，因为劳动力便宜，所以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又主要是出口制造业，在由此积累了财富的同时工人的工资水平也相应地升高了。可为什么到现在，中国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和美国人相差还很远的时候，就可以被一个机器人替代了呢？
一个可能的答案需要我们倒过来想：是否“不是工人太贵了而是资本太便宜了”？为什么资本会太便宜了？答案必须是利率太低了。不是工资太高了，而是利率太低了，这样的价格扭曲，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好多的问题。
刚刚有消息称，有央行内部人士在接受路透社的访问时说，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人民银行是推行改革的强劲动力。央行要推进什么改革？除了汇改，是不是还有利率？可以期待。（作者为本报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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