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伍皓式个性官员留点空间
摘要：伍皓事件若能推动公车制度的深入改革，如严格的预算控制，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和问责机制，当善莫大焉。
春节期间，云南省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伍皓在微博上公布其公务用车车号“云G99099”，并称意图在于欢迎公众监督。但也许出乎他意料的是，此举引起了媒体的进一步质疑，即他这个级别的官员能不能配备“专车”。针对这个问题，伍皓在微博上与媒体打起了笔仗，称媒体把他主要使用的“公车”认定为“专车”是误读，并隐隐抱怨公众对他这样的倾向改革的官员缺乏包容。
伍皓所配备的公车及其是否合规，这个问题是一笔糊涂账，各有说法，不熟悉行政系统运行内幕的人难以穷究根底，其实这个争议本身也不过是暴露了中国公车管理与使用制度的混乱无序而已，故在此问题上无须过多纠缠。其实舆论之所以对伍皓事件加以关注，倒不是指望它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多少实际问题，而是因为这似乎展现了地方基层官员对于改革的一种新态度，即不经中央发文件明文要求、不经上级责令督促而主动改革。所谓“态度决定一切”，这个问题才是应该探讨的核心。
伍皓在微博回应中对公众质疑表达的不满，其实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他所主要使用的车辆并非如媒体所言是他的“专车”，一些媒体在这方面犯了事实错误，造成公众对他的误解；另一个方面是，他的举动并非是做秀或者哗众取宠，而是真心实意地要推动“公开、透明，引入公众监督”的所谓“微改革”。前一方面是事实问题，后一方面是态度问题，这两个层面有联系也有不同。
如前所述，对于事实问题，双方各有说法，也分别拿出了一定的成文规定作为依据——虽然各自解读不同。但如果以态度来反照事实，就可发现，伍皓如果发自内心地真诚希望得到公众监督，他就不应该对监督的方向有所期待，也不应该害怕因公布而陷入麻烦。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呼吁监督，监督来了，应该高兴才是。伍皓如果能专注于耐心的解释，而不是解释了两句就急不可耐地发牢骚，指责媒体和网民“盲目跟风”、“瞎起哄”，甚至上升到民族“劣根性”、“群氓主义”的层面，将能更好地证明他确实是在为改革大局和公众利益着想，而不是借披露公车牌号一事沽名钓誉，博得舆论或上级的赞扬，因为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在“盲目地”提出意见。
事实上官员因为其特殊身份，应该对舆论批评有更大的耐受性。从大处着眼，媒体和舆论确实要对这些主动倡议改革的官员表现出更大的宽容，但这应是倡导而不是强行要求，另一方面，不论是中央还是基层的官员都要对来自“下面”的批评展示更大的雅量，这不仅是应提倡的，而且是必需的，否则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就会回到人们因观点不同而滥遭打击报复的时代。
至于伍皓等官员的动机是否是“出风头”、“哗众取宠”的问题，笔者联想到了中国古代的一个例子。据说汉武帝时期有一位因牧羊而致富的商人卜式，主动把家财的一半输入官府，以帮助朝廷对匈奴的作战。汉武帝派人问他，这么做是否别有请求，比如想做官，还是想借此机会向上级诉说冤情，卜式表示只是为了“匈奴可灭”，别无他意。汉武帝听了这话就有授官嘉奖的意思，但丞相公孙弘加以劝阻，理由是卜式这么做“非人情”，就是过于矫情，不合常理。不过汉武帝后来还是以别的理由授予了卜式官职。
有意思的是公孙弘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质疑。据说公孙弘身为丞相，生活简朴，睡觉只盖一床布被，另一位大臣汲黯指责他说，“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指责他“做秀”。但汉武帝后来问起公孙弘时，他只说是自己错了，不指责汲黯，反而让汉武帝觉得他谦然有礼，更加厚待。
事实上，公孙弘对卜式所用的评判逻辑，以及汲黯对公孙弘所用的逻辑，都代表一种更高的道德标准，就是要求人不仅要做正确的事情，而且这样做的时候要完全发自内心，没有求名求利等较为卑下的动机，否则就不值得鼓励。但动机是无法判知的，对伍皓等没有上级要求而主动披露公车信息的官员也一样，遵循那种更高的道德标准将是无法操作的，我们唯一要关注的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否正确，正确就值得鼓励，正如西方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所说的，不能以道德名义怀疑他人的动机。
那两个历史例子也说明中国传统上不太喜欢过于与众不同、过于有个性的人，尤其是有个性的官员，而今天在公众对中国千篇一律、浮夸空洞的官场文化日益不满的时候，这些“个性官员”其实是应当受欢迎的，尤其是在他们同时也在努力推进各项改革措施的时候。有学者调查认为，许多地方官员对改革的期待已日益迫切，也吸收了更多民主、平等的现代政治观念，可能形成中国改革的更大的“体制内”动力。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主动的官员财产公示、乡镇选举等政治上的创新之举，都可以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更大的动力。
其实“改革派”官员也有他们的压力，例如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人也曾遇到挫折，经历宦海沉浮，故而他们更应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同样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改良，通过细小局部的改变，积跬步而成千里。例如，伍皓事件若能推动公车制度的深入改革，如严格的预算控制，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和问责机制，当善莫大焉，其意义将远大于当前围绕该事件本身及他本人的那些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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