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下的中国革命
摘要：日俄战争对中国的深刻影响再次说明，在国际交往越来越密切的时代，国内政治必然要受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历史学者 雷颐
在1月28日《华夏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国立宪风潮初起的根源》里，我提到了1904年到1905年日本与俄国这两个国家发生的战争，推动了中国国内立宪运动的高涨。
事实上，如果说“立宪”的复苏是日俄战争的一个重要后果，那么一些青年由“爱国”走向“革命”，则是另一个重要后果。
早在1901年初俄国外交大臣提出全面剥夺中国在东北主权的约款时，爱国民众在当年3月就两次在上海张园集会，谴责俄国侵略，要求清政府拒绝签字，得到全国及海外华人广泛响应，他们还致电督抚呼吁拒俄。这次集会以士绅为主，对政府颇有期待。正是在这种压力下，清政府未敢与俄签约。
1903年4月，俄国拒绝按约撤军的消息传来，4月27日，在上海的十八省各界爱国人士第三次在张园集会，声讨俄国侵略中国的野蛮罪行，并一致议决发出两个通电：一个致各国外交部；一个致清政府外务部，抗议俄国侵略，并成立了领导运动的中国四民总会。4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与会者群情激愤，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黄兴等130多人签名入队，陈天华等50余人签名加入本部。4月30日，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四民总会、爱国学社等1200余人在张园举行第四次拒俄大会。蔡元培首先发表演说，当他读到“俄祸日急，留日学生已电北洋主战，结义勇队赴敌，望协助”时，群情激愤，会议议决改名为国民总会。邹容等1600余人先后签名入会。同日，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学生集会，抗议俄国侵略。5月中旬，拒俄义勇队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在很短时间内，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拒俄爱国运动在大半个中国轰轰烈烈展开，尤其是留日学生，更加激烈。
面对独立的学生爱国运动，清政府认为是“反清革命”，因此对此时尚非“革命阵营”中的“拒俄”学生，清政府一开始是严令禁止，禁而不止之后，干脆坚决镇压。正是清政府对学生拒俄运动的严厉镇压，促使学生迅速激进化，开始转向革命。蔡元培是“辛亥元勋”之一，但在1903年底，在他参与创办的《俄事警闻》上发表《告革命党》等文，还劝立志“反满革命”的革命党人在盗贼盗劫自己物品的时候，不应该不追盗贼而只谴责自己的仆人勾结通盗之罪，应与清政府共同抗俄。日俄战争爆发后，《俄事警闻》停刊，于1904年2月底改为《警钟日报》出刊，蔡元培任主笔。正是在这期间，蔡元培变得更加激烈，在1904年还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蔡元培由温和到激烈的转变，是学生动向的象征。拒俄运动、日俄战争，使学生将“国家”与“朝廷”区分开来，从“爱国”走向“革命”。
此前，孙中山的活动重点是会党，在留日学生中并无市场，甚至被视为“盗寇”。但1903年夏他来到日本时，发现情况有所改观，一些留日学生主动与他接触，探讨中国未来。从此，孙中山的活动重点就由会党转为留日学生。1905年8月，经过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努力，在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小团体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革命力量”开始集结。“革命”与“改良”道分两途，“革命”虽仍弱小，但已有资格与“改良”展开理论论战。
附带说一下，日俄战争期间，一位在日本学医的年轻中国留学生，有次在微生物课课余看教师照例放些给学生看的风景或时事的幻灯片时，看到了放映日俄战争的画片。他后来回忆说，作为满堂日本学生中唯一的中国人，“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示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而这“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课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每当看到日军胜利的画面，日本同学照例就欢呼鼓掌，这一次也不例外，大喊“万岁”！“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位痛感中国国民性愚弱、愤而弃医从文的年轻人，就是后来的鲁迅。不论如何评价他的作用，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不能否认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也是日俄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之一罢？
日俄战争使立宪风潮再起，革命派力量开始集结。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这三种政治力量究竟如何分化演变、究竟谁消谁长，最后是立宪避免革命抑或革命压倒立宪，还是既不立宪又不发生革命的现状维持，端看哪方能洞察时势、乘时运势了。
日俄战争对中国的深刻影响再次说明，在国际交往越来越密切的时代，国内政治必然要受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大势客观、清醒、科学的认识分析，更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1月28日《华夏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国立宪风潮初起的根源》里，我提到了1904年到1905年日本与俄国这两个国家发生的战争，推动了中国国内立宪运动的高涨。
事实上，如果说“立宪”的复苏是日俄战争的一个重要后果，那么一些青年由“爱国”走向“革命”，则是另一个重要后果。
早在1901年初俄国外交大臣提出全面剥夺中国在东北主权的约款时，爱国民众在当年3月就两次在上海张园集会，谴责俄国侵略，要求清政府拒绝签字，得到全国及海外华人广泛响应，他们还致电督抚呼吁拒俄。这次集会以士绅为主，对政府颇有期待。正是在这种压力下，清政府未敢与俄签约。
1903年4月，俄国拒绝按约撤军的消息传来，4月27日，在上海的十八省各界爱国人士第三次在张园集会，声讨俄国侵略中国的野蛮罪行，并一致议决发出两个通电：一个致各国外交部；一个致清政府外务部，抗议俄国侵略，并成立了领导运动的中国四民总会。4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与会者群情激愤，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黄兴等130多人签名入队，陈天华等50余人签名加入本部。4月30日，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四民总会、爱国学社等1200余人在张园举行第四次拒俄大会。蔡元培首先发表演说，当他读到“俄祸日急，留日学生已电北洋主战，结义勇队赴敌，望协助”时，群情激愤，会议议决改名为国民总会。邹容等1600余人先后签名入会。同日，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学生集会，抗议俄国侵略。5月中旬，拒俄义勇队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在很短时间内，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拒俄爱国运动在大半个中国轰轰烈烈展开，尤其是留日学生，更加激烈。
面对独立的学生爱国运动，清政府认为是“反清革命”，因此对此时尚非“革命阵营”中的“拒俄”学生，清政府一开始是严令禁止，禁而不止之后，干脆坚决镇压。正是清政府对学生拒俄运动的严厉镇压，促使学生迅速激进化，开始转向革命。蔡元培是“辛亥元勋”之一，但在1903年底，在他参与创办的《俄事警闻》上发表《告革命党》等文，还劝立志“反满革命”的革命党人在盗贼盗劫自己物品的时候，不应该不追盗贼而只谴责自己的仆人勾结通盗之罪，应与清政府共同抗俄。日俄战争爆发后，《俄事警闻》停刊，于1904年2月底改为《警钟日报》出刊，蔡元培任主笔。正是在这期间，蔡元培变得更加激烈，在1904年还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蔡元培由温和到激烈的转变，是学生动向的象征。拒俄运动、日俄战争，使学生将“国家”与“朝廷”区分开来，从“爱国”走向“革命”。
此前，孙中山的活动重点是会党，在留日学生中并无市场，甚至被视为“盗寇”。但1903年夏他来到日本时，发现情况有所改观，一些留日学生主动与他接触，探讨中国未来。从此，孙中山的活动重点就由会党转为留日学生。1905年8月，经过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努力，在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小团体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革命力量”开始集结。“革命”与“改良”道分两途，“革命”虽仍弱小，但已有资格与“改良”展开理论论战。
附带说一下，日俄战争期间，一位在日本学医的年轻中国留学生，有次在微生物课课余看教师照例放些给学生看的风景或时事的幻灯片时，看到了放映日俄战争的画片。他后来回忆说，作为满堂日本学生中唯一的中国人，“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示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而这“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课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每当看到日军胜利的画面，日本同学照例就欢呼鼓掌，这一次也不例外，大喊“万岁”！“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位痛感中国国民性愚弱、愤而弃医从文的年轻人，就是后来的鲁迅。不论如何评价他的作用，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不能否认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也是日俄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之一罢？
日俄战争使立宪风潮再起，革命派力量开始集结。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这三种政治力量究竟如何分化演变、究竟谁消谁长，最后是立宪避免革命抑或革命压倒立宪，还是既不立宪又不发生革命的现状维持，端看哪方能洞察时势、乘时运势了。
日俄战争对中国的深刻影响再次说明，在国际交往越来越密切的时代，国内政治必然要受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大势客观、清醒、科学的认识分析，更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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