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我本书生

    “我手写我心”本是一个写作者最朴实的愿望，也是一个人的道德底线：即说真话，可这些常识问题往往容易发酵成一起“事件”，成为现实生活中最吊诡之处。
一本书引发的风波
    李承鹏，600多万粉丝，博客点击率新浪居首，他的杂文成为这几年读者最喜爱的文体，只因它犀利、风趣，不乏真知灼见，文风的独特在于自我调侃又不失文人情怀，这是自王朔以来最不“装逼”的一种表达，借用他粉丝的一句评语：“坦率、血性，用笔横扫生活中的肮脏事，也敢于向强权开炮”使他成为这两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之一。读他的文字有一种畅快淋漓之感，只因他能告诉生活的逻辑和常识，有些被屏蔽掉了，目的是告诉我们一个美好的现实，但他非要说出“皇帝新衣”的那个孩子，无意中会让一些人不舒服，其实从他的文字中看不出左派还是右派之分，他只是怀着“赤子之情”指出社会弊端，而怀揣着一份不灭的希望，这些博客文字加之数篇未曾发表的怀人忆旧之作，收录在《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里，近日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30万册半月之内告罄，出版社多次加印，成为出版市场冷清中的少有现象。
    该书上市之前，并没有提前做宣传，李承鹏也未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而是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之中，这种低调反而促成了这本书的畅销，这也是出版社始料未及的。
    用李承鹏的话说，就是“意外帮了这本书的忙”，“没有花哨的设计，没有炒作”，一本书的畅销只因一场“风波”，当然，也在于书中人物的生存尊严打动了读者，这是人心的力量。
一场行为艺术
    没有任何宣传，只因这本书出版的不容易，李承鹏在博客里，道出了“签售风波”和出书的心酸历程。
    他透露，这部书稿在2011年就整理好了，先后经历了多家出版社，但迟迟拿不下书号，期间也有很多朋友帮忙，包括张晓波、沈浩波等都曾做过出版的努力，最后不得已只好放弃。
    对于一个写作的人，作品不能出来心情可想而知。对于一些人对其“炒作为了挣钱”的质疑，李承鹏认为：“一个作家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我也得养家糊口，靠写字挣钱，没什么丢人的。这比卷了国库的钱、股民的钱、纳税人的钱高尚多了。我手写我心，我书血汗钱。说到你心目中脏得不行的钱，我要告诉你，除了我拒绝了一个想资助我的朋友，还有一件事：那家主要以出版古籍为主的社，在大会结束后又决定放行这本书了，而路金波愿意做发行人并以很高的首付与我合作，但是那个版本删节实在有些大，所以我拒绝了他，仍选择了新星出版社。一切只因高晓岩老师说的一句话：我们不会给很高的稿费，但这本书凝集了你几年心血，你要对得起自己，你不缺这点稿费，你缺的是一本精品的图书。这句话打动了我，不到三分钟我就决定与新星合作。对于我来说，保持作品原貌比钱重要太多。新星不是一个富有的出版社，我的预付稿费是三万起印，扣完税和网店折扣实际所得也就八九万人民币。”
    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新星出版社在该书出版之前，一直保守秘密，但签售会现场却排起了长队。让人费解的是在成都的签售中主持人的话筒被拿走了，李承鹏戴上黑色口罩，随后无声地展开内衣，全场都看见了书写在白色T恤上的四个大字——“我爱你们”。然后，他端坐桌前，拿起笔。
    签售会几乎变成了哑巴会，没有问候、没有嘉宾发言。当戴黑口罩的李承鹏与戴上书写“避言套”白色口罩的青年合影时，一幅醒目的现代艺术场景诞生了。老愚在FT中文网撰文写道。
    在13日的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中，有人或挥拳或掷刀子袭击作者，在15日的深圳签售现场，又有人喊出“打倒汉奸李承鹏！”的口号，新书签售由此发酵成舆论关注的事件。
    这种用暴力来解决思想分歧的行为本应该受到所有人的谴责，而李承鹏的反对者竟“揭发”其雇人买书、借助政府力量造势，更有几位学者讥讽李承鹏是“卖拐”式炒作。
    这些因素反而促成了一本畅销书的产生，李承鹏真是五味杂陈，他觉得此时任何的言论都会被当做辩解或炒作行为，他只好借用作家野夫的一句话“真君子敢爱敢恨，大丈夫多友多敌”来安慰自己。
写作的尊严
    由于签售临时取消了嘉宾演讲，流沙河、于建嵘、冉云飞等人，只好在尴尬露脸之后，退场。八十多岁的流沙河先生在走之前对李承鹏说了一句话：“文人，写下去即是胜利。”李承鹏潸然泪下。
    “你为什么不写写美好幸福的事情，我们的社会虽然有待改善，但是比以前已经好多了。你是不是想骂国家出名？”等等。我相信李承鹏在私下里遭遇了很多类似的提问。
    他在博客里自问自答，“美好的事情，于丹已帮大家写完了。至于侮辱国家，我想还轮不着我，铁道部长、表叔、房姐、去年国庆期间外逃的七百多名贪官，让这个国家蒙羞多时。这正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批评也是建设这么陈词滥调的话我不多说了。”
    “很高兴你终于不说我演悲情了。我本书生，靠的是写作而不是拳头。我想了很久关于写作的目的，才明白写作不是为了昭告真理、号令天下、发明颠扑不破的规则，让自己拥有无数的拥戴者。写作从不是一件训教的事情，它只是用文明的方式寻找同类，发出信号，让彼此不再孤寂。要包容，但不可圆滑，要让渡，但不可失去原则。”
     正如他在《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序言所说，写作仅仅是为了“尊严”。所谓的尊严，不过是坚持真实的记录而已。他讲了《左传》里的一个故事，齐国国君齐庄公与重臣崔杼之妻私通，崔杼杀了国君却对前来记载的史官说，“你就写齐庄公得痢疾死了。”史官不从，崔杼就把他杀了，然后他的弟弟照实写下，又被杀了，他的小弟弟又来照实写下，最后崔杼杀不过来了，只好放了史官。
    “秉笔直书”一直是中国的书写传统，虽然我们曾一度中断，但还是有很多写作者在前仆后继希望续写这一传统，我想，这就是汉语言的尊严所在吧，也是它的魅力。

（作者系本报文化生活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