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栖居
摘要：近些年，一股新浪潮正在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媒体人中间蔓延——去云南定居。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近些年，一股新浪潮正在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媒体人中间蔓延——去云南定居。与传统意义上“逃离北上广”和“返乡”不同，归隐云南山水间的人，多半视其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瓦尔登湖。城市的千城一面，城市生活的千篇一律，让“生活在别处”在当下更有吸引力，而云南即是理想中的桃花源。他们渴望这里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自由度，而城市化进程也让他们担心这样的家园不久也会逝去。
诗人李亚伟的
“香格里拉”
2005年，诗人李亚伟结束了书商身份，离开北京，飞去云南。临走前，他告诉另一位书商兼诗人张小波：“我要卖掉房子，遣散人员，我要快点儿离开这狗日的北平，转到哪里是哪里，看到美女就停下来，看到美食就停下来，看到美景就停下来。”此后，云南成为李亚伟最重要的栖居地之一。
李亚伟曾是上世纪80年代“莽汉”诗派的开创者之一，以一首《中文系》惊艳诗坛，但此后很长时间，李亚伟做的事与诗无关：他给书商当“枪手”写过《世界尖端武器排行龙虎榜》之类的畅销书；又和很多诗人一样，自己当了书商并小有名气；2000年，李亚伟在成都开了酒楼，成为诗人下海经商的优秀范本。
但从商十年之后，这个“曾经可能是全四川头发最长”的男人厌倦了纯商人的生活。“我被金钱套了这么多年，突然醒过来了，一个人真正需要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在北京，生活和自由是虚假的，整天都在饭局上打滚，每天有很多扯淡的事要谈，这不是我要过的生活，很多人可能会由此干到死。”李亚伟说。
去云南生活前，李亚伟就对这个地方一见倾心。“2000年，昆明开图书订货会，我们北京来的一帮书商组团从昆明出发，去了丽江和香格里拉，那里的大山大水、阳光和空气打动了我。”李亚伟告诉记者。
于是离开北京后，李亚伟在香格里拉和诗人默默、赵野一起做了个叫“上游俱乐部”的旅店兼工作室，接待的几乎全是艺术家、作家、诗人。据李亚伟介绍，那里现已被大股东默默改名为“撒娇诗院”，他和诗人赵野、音乐人卢中强都是小股东。
如今的李亚伟想过一种“虚度”的人生。他把成都饭馆的生意也交给别人打理，有了更多时间喝酒，聊天，思考，写诗。他写道：水是用来流的，光阴是用来虚度的。“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尤其目前这个社会，你只能有意识地去争取，得到一次算一次，对功名利禄放弃一回算一回。”李亚伟显得淡定从容。
某种意义上，云南成为了李亚伟的精神家园。“目前中国的中心城市，人人慌里慌张，为钱、为名、为势力、为性。而有些诗人、作家、艺术家觉得自己需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平静和思考，尤其需要自由的空间和大块的创作时间。”李亚伟说他为此放弃了大都市生活。
另一方面，他不希望这个精神家园过于脆弱。昆明已经出现的工业化的慌乱气息令李亚伟有些不安。“云南其他几个地方也正在紧跟，但脚步不快，说明云南人民是不喜欢工业化，热爱大自然的。我认为‘招商引资’是最混蛋的一个词，它正以惊人的速度摧毁中国的森林、湖泊、草地、河流，以不可逆转的力量毒害中国的大地山川、空气和人心。我认为云南应该只搞旅游，拒绝工业化，做个真正有个性的省份。”
安心之地
至少目前看来，云南——尤其大理，依然是令人安心之地。歌手周云蓬曾写道：“很多斗志旺盛的大丈夫到大理居住一段时间，人就变了。你跟他说，出大事了，他会一反常态地回敬你，慢慢来，别着急。”走在人民路上，一顿饭工夫，周云蓬碰见了三拨儿失去联系的好友，其中之一是被誉为“内地绘本天后”的漫画家寂地。
寂地的家住在人民路尽头。2010年，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住了四年之后，寂地和丈夫来到大理。“那一年夏天很热，我丈夫说不如去大理过夏天吧，我想也行，就一直住到了现在。”寂地告诉记者。
在大理居住的两年，让寂地觉得过去执着的很多事都并不重要。“在北京生活时，每天从地铁口迎面而来的汹涌人群，让我觉得害怕却又振奋，要将自己收紧，缩小，融入那个巨大的城市。这两年在大理，又开始回归到生活的本质。住在一条小小的街道上，朋友要见面出门走几步就能到，有阳光和星光在头顶，我想这一定能帮助寻找到内心的安宁吧。”寂地说。
正因为这份平静，让寂地更加本能地听从心声。2011年7月27日到2012年7月27日的整整一年，寂地每天画一张水彩手稿，从未间断地共画了366张，将其全部捐赠给了一家关注罕见疾病儿童的民间慈善机构。“大理让我少了很多烦恼，一年的坚持，收获最多的是幸福感。”
对寂地和许多来大理定居的人来说，大理是美好生活的载体。“人总有不安分的情绪，当你看够了某处的繁华，一片宁静总能让你耳目一新。”另一方面，寂地也认为，人内心的美好比风景更为重要，她不太担心大理会“变质”。“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一边渴望便利，渴望繁华，一边又期望着便利和繁华之后，某处某地依然保留着我们最美好的印象。我相信，只要心存美好，都可以找到美好之处。”寂地说。
灵性教育
周云蓬在人民路偶遇的另一个好友是萧望野。他曾在文章写道：萧望野是我1995年的邻居，她当时搞摇滚乐，抽烟喝酒。十六年后，她在洱海旁办了一所学校，叫“那美”，和主流教育背道而驰，不是为了让孩子考大学，而是开发小孩儿的感官。
来云南前，萧望野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山区当了6年全职志愿者老师。她在名为“那美”的山顶上，创办了一个民间幼儿园，自己的女儿也在里面上学。2010年，萧望野来到大理，在古城东门的城楼上办了“那美”学校，提出“灵性教育”的理念，希望通过“家庭互助私塾联盟”的方式对孩子进行教育。纪录片《那美》记录了萧望野的课程：一群小孩被家长们送来，住在木屋之中，每天由萧望野带着他们听音乐，远足，染布，画画，做木工，完全有悖于主流的功利教育。
如今，萧望野关闭了那美学校，在苍山脚下一个叫“竹和田”的村子办了一个小班，租了30亩地，继续实践灵性教育。她想让孩子通过音乐，诗歌和与大自然的互动，激发孩子的灵感和悟性，使得他们从小就对世界有一种理解力。“教育需要从心里真正的关心，关心生命真正在发生的事情。”萧望野对本报记者说。
如同萧望野的微博签名所言：在这里我们聊种菜、卖菜、做音乐、画画、摆摊、旅行和灵性教育。她说自己的生活和“诗性”或者“文艺”无关，而只是选择了一种自己愿意的生活方式。她白天在竹和田讲课，傍晚在人民路摆摊，卖自己农场里种的有机蔬菜，不论贵贱，三元一把。曾有人问她自由与现实的矛盾，她回答：“矛盾一直都在，我不可能靠什么来把矛盾解决了，才去找自由，我只能先跟着心走，把那些矛盾放在那里。走着走着，矛盾就没有了。”她告诉记者：“真是实相，善是智慧，美是自由。”
在大理，办“非主流”教育的并非只有萧望野一人。大理似乎成为了教育探索的实验田，全国各地很多追求新型教育模式的家长带孩子来到大理，尽管伴有质疑和挫败，但毫无疑问，不同于机械化的应试教育，这里更加关心孩子的精神世界。在萧望野和许多教育工作者看来，这才是教育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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