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的变迁轨迹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评论版主编 刘波

    把全球政界、商界、学术界、文化界领袖聚集到一个冰雪覆盖、交通不便的阿尔卑斯山小镇，由他们进行自由讨论和“头脑风暴”，与此同时也享受各种社交机会，或者仅仅是品尝美酒佳肴，这样的一种试验，以及由此传出的声音，还能激发全球普通民众的想象力吗？或者，以更低的标准来看，还能吸引普通人的注意力吗？年复一年，这成为达沃斯会议主办者、瑞士“世界经济论坛”越来越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四年里，中国经济的全球角色得到了西方的更多重视，由于担心会期接近中国春节而影响中国嘉宾的上座率，达沃斯论坛主动调整了召开时间，但即使如此，中国高层的参与热情依然不高，中国公众对它的关注似乎也在变得淡漠。   
    主要的问题似乎在达沃斯论坛自身：它更善于描述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这也是金融危机后全球集体思想困境的一个反映——人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这场危机的起源与摆脱危机的途径。而在那些更愤世嫉俗的批评者看来，那些热烈鼓吹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的达沃斯参会者本身就是金融危机的制造者，怎么能期待他们提出解决之道？这不过是全球精英阶层的又一次内部会议，并无助于普通人境况的改善。
    达沃斯的真实意义，也许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它也许不像主办者所宣称的那样能形成突破性的真知灼见，进而影响各国政府的现实政策，但它也不是批评者所指责的纯粹“作秀”的舞台。达沃斯论坛是一场严肃的会议，它本来就不是提出技术性解决方案的场所，但其反映的全球主导性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变迁等观念上的东西，仍然值得细细体味。   
    从历史的角度看，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它主要是一个宣扬和赞颂全球化的场所，洋溢着一股乐观情绪，衣着光鲜的参会者喷吐着各种时髦名词，侃侃而谈。已故美国政治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就略带贬义地把这些人称为“达沃斯人”。他们脱离了民族与国家概念的束缚，相信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全球化、自由市场的正确性已经不证自明，国家之间的界线在逐渐消失，门类繁多的金融创新则正在彻底改变财富创造的形式，人们正处在一场革命性经济转型的前夜。
    2008年的危机证明那其实是一场巨大的信贷泡沫破裂的前夜。当雷曼兄弟垮台时，欧美金融市场风声鹤唳，一些曾经的金融豪门烟消云散，或者因“大到不能倒”而乞求政府救助的时候，2009年初召开的达沃斯论坛就被笼罩在非常悲观阴沉的气氛之中。当年的主题是“构建危机后的世界”，但参会的政商领袖很难找到那比黄金还珍贵的信心，同时，西方公众对政府及金融机构的信任都降到了冰点。   
    当时，国际贸易领域，重商主义与保护主义的思潮重新抬头，决策者担心世界会重新陷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各国争相以邻为壑的状况，于是团结、协调和全球治理结构的改革成为压倒性的主题。那次会议上20国集团的作用得到了重点强调，人们期待它能取代已显得过时的七国集团，发挥其协调各国宏观政策、推动全球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作用。   
    到了2010年初的时候，人们发现一些最糟糕的情况并没有发生，金融系统趋于稳定，大多数西方国家在2009年下半年享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中国、巴西和印度则增势迅猛，当时已露出端倪的希腊债务危机还被普遍视为癣疥之疾，不至于破坏整个欧元区的稳定，于是达沃斯的气氛又一转而变得轻松。当时设定的主题——“改善世界现状：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构建”——显得雄心勃勃但又有些空洞。   
    2011年的情绪再度转向悲观，因为事实已经很明显，金融危机的震中已经从美国转移到了欧洲，越来越多的欧元区边缘国家陷入困境，直接威胁到欧元区本身的维系。会议的主题有些晦涩——“新形势下的共同准则”，但讨论的问题却很实际，就是如何救助希腊、爱尔兰等受困国家。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等关键人物均参会。在2012年，这一悲观基调延续，甚至深入到对资本主义模式的合理性与未来命运的思考，认为资本主义需要重新设计。
    那两年也是国内外“中国模式”问题讨论最热烈的时期，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一就是让西方经济模式的光环退色，让过去的“学生”开始对“老师”产生质疑。以亚洲国家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能不能与西方式资本主义竞争，变成2012年达沃斯论坛上最重要的哲学讨论。当时美国学者大卫·罗斯科普夫甚至称，21世纪的资本主义将越来越不像华尔街所崇奉的经济达尔文主义，而更像是亚洲人为主导的其他资本主义模式的混合，而所有亚洲模式的资本主义都意味着政府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普遍呼吁中国负起更大的责任，在必要时对西方伸出援助之手。   
    但在过去的一年里，情况再次出现了剧烈的转变。从去年德拉吉出任欧洲央行行长开始，欧元区绝地反击，一举驱散了欧元短期内崩溃的阴影，同时美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也突破了2%，失业率有所下降，“财政悬崖”问题则在两党可以合作解决的范围之内。西方在经济上实现一定复苏成果后，语调上也显得更加自信起来，有关资本主义命运和中国角色的讨论在这次会议上可能又会变成配角。但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些反思机会可能再次被浪费，例如，改善全球治理格局，让G20成为全球主导性经济决策机构的呼吁再度沉寂。   
    由此背景出发，或许就可以理解今年达沃斯的主题“弹性与动力”，又一个宏大却略显空洞的短语。达沃斯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的解释是，弹性意味着要继续保持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动力则是呼吁要有大胆的愿景，以及更大胆的行动。施瓦布特别强调了全球变暖、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等问题，这意味着一些被金融危机边缘化的议题得到了重新重视。   
    达沃斯论坛的问题始终在那里：精英气太浓，有时显得不切实际甚至故弄玄虚，它的重要性也许未来会降低。但至少在现在，它还不能被忽视。几年来达沃斯论坛的议题清晰传达出了西方国家情绪与关注点的变化，今年的迹象似乎表明，最坏的阶段已经过去，西方重新站稳了脚跟，再次证明了其经济体制的灵活性和适应力。这或许意味着，变革的压力再一次从西方的肩头移到了中国的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