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违建：谁之过？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江海波 广州报道
    一个城管队长巨额贪腐案的背后，是土地制度与吏治结构的深层次陷阱（见本报11月26日报道《一个城管队长的贪腐灰幕》）。
    2010年，新任广州市长的万庆良，以铁腕之势强拆广州核心富贵区二沙岛违建别墅，拉开广州“查控违建”的序幕。其时，《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刚刚确定广州要建国家中心城市。广州认为，违建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毒瘤”，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随后，广州调动全市各种资源，全方位向“违建”宣战。
    而用谷歌搜索“拆违”，结果有近400万条，涉及的城市包含全国各个省区，且绝大部分政府布置拆违是最近一两年甚至最近一两天的新闻，“拆违”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的现在进行时。
    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各大小城市中心城区的“城中村”与城乡接合部的村镇，村民大面积新建、扩建房屋以谋生计与发展，成为“中国式违建”的“正方”；与此同时，土地制度、规划法规与乡村吏治的滞后，城乡发展无序，以及城市管理者提升形象政绩的迫切心情，使后者成为“中国式违建”的强势“反方”。
    村民违建VS制度围困？
    《华夏时报》记者在白云区太和镇采访时发现，整个太和镇，除了已经相对成型的镇中心区、105国道等主干道旁的房屋相对整齐，下属的各村社小组的村道两旁，满是一户挨一户的半拉子工程——不知是资金短缺还是“控违”力度太大所致，以目测可知，整个太和镇正处于建房的“迸发期”。
    城管队长王宝林的落马，被其自己理解为制度的牺牲品，他认为，谁在他这个位置上其最后的归宿都是“死”。
    目前的公开信息无从得知王宝林出事的直接原因是上级发现线索查处还是被行贿者告发。据知情人士透露，王宝林“办不到”或者“保不住”的受托人的房屋，一般都会将赃款退还给当事人，但即便如此，村民行贿的本钱与其盖房屋的巨大投入“打水漂”后的显著差距，注定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这也印证了王宝林“最后的归宿都是死”的那句话。
    “一些违建项目遭拆除之后，当事人的损失非常大，你即便退回他三五万元的赃款，但房屋被拆除之后他可能要损失两三百万元甚至更多，这些投资者会坚持要你为他保住房子。保不住就同你一起鱼死网破。”上述知情人士如是分析。
    记者在太和镇采访时了解到，除镇上的村民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土地分红，当地的大部分远郊村民每年的分红约为1000多元，连一个月的生活开销都难以保证，这就导致村民必须设法寻找其他生计。
    显而易见，对于太和镇这样邻近广州的镇区，土地要获得最大化的收益就是建房（厂房或住宅）。
    但是，当前中国的农村土地政策与复杂的行政程序，严重遏制了城乡建设的发展。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农村宅基地的占地面积不能超过80平方米，楼高不能超过三层半（白云区为四层半）。很显然，这个政策限制了村民建房出租的基本生计需求。而事实上，过去已经建成的宅基地大多数有两三百平方米，楼高七八层乃至十层以上，甚至还有人安装了电梯。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人去严格按照制度报建房屋。“何况报建的手续完整走完程序需要一两年，谁会真的去报建？”该知情人士反问。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按照新的政策，该镇的农户子女结婚后还不能分户，现在已经不批新的宅基地。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更是导致该镇大部分已建成、在建以及将要新建的房屋都处于一种“违法”状态。
    一位熟知中国土地与城建制度的不愿具名的地方官员认为，涉及到中国城乡建设，中国的土地制度与各地的相关政策严重脱离了现实的需求。国家层面有《城乡规划法》、《国土管理法》、《建筑法》，各省市也有相关的条例，以及各层级的各种实施细则，法律法规非常“齐全”，但实施起来却又有很多的冲突。
    该官员称，由于不同地方的具体情况差别非常大，如城市中心地区的“城中村”，农民建房的控制层高可以紧一些，因为这些地方的集体分红非常高，而郊区则不可能严格按照3.5层、4.5层的要求去做，否则根本无法用来出租。
    该官员称，“一方面是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是法律与制度的制约，这就导致村民处于被迫违法状态，并由此产生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王宝林的悲剧，除了反腐监管的失效，应该审视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村级政权失控之祸
    巨大的利益驱使，使得“各路神仙”盯上了村级政权这块香馍馍，纷纷加入竞选村官的权力游戏之中。
    据太和镇一位熟知当地“政情”的人士透露，近几年来，村官的竞争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让人大跌眼镜的好戏。如前些年，一位在城里做警察的太和籍公务员，发现了村官的秘密之后，竟毅然辞掉城里的公差，将户籍迁回农村参选村官；另一个让当地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是，某村一位在海外留学归来的“洋博士”，同样放弃了城里的美好前途，回乡加入了村官的“土行当”。
    上述人士称，太和镇的村官有相当一部分有较高的学历，但这些人与那些大学生挂职做村官的人不同，后者不过是来这里待一段时间的过客，而前者则是计划在村官的位置上干一辈子的“政客”，他们在竞选村官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为的就是未来的长期回报。
    村官的素质结构也是五花八门，有前面提到的高学历的，也有在外面积累了一定财富的商人。“放弃好端端的生意不做，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该人士说，“不少村官在‘治理村务’时常常依赖黑恶势力，甚至不少黑恶势力直接掌握了当地的村级政权。”
    太和镇石湖村古老的祠堂里，一位下棋的村民对本报记者说，村里有权有势的人掌握了村里的好处，村民的日子非常难过，村民管这些人叫新时代的“土匪”，“不给钱，就拆掉我们的房屋，不是土匪是什么？”
    而就在前几日，深圳一位村官被网友举报有80栋房产身家达20亿，在此案引起外界广泛关注的同时且尚未有任何结论之前，举报人周祖杰被深圳龙岗警方以名下公司“虚报注册资本”的罪名逮捕，更进一步引起轩然大波。
    熟知中国村情的人士都知道，大部分村级账目是一笔糊涂账，这也导致村里的分红落到村民手里时只留下一些残羹剩汤，太和镇的村民反映的情况亦莫不如是。如此一来，村民的生计问题就得更加依赖房屋租金来维系，这也是村民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建房子出租的原因。“不让他们建房子，就是断了他们的活路。”
    “最可怕的是，这些村级政权的掌控者，会在没事的时候怂恿一些村民去闹事，然后从上级政府那里获得一些政策资金，他们自己占去大头，给下面撒一些胡椒粉，以此笼络人心；而如果要挟上级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则会把矛头指向上面的各级政府。这些‘欺上瞒下’的恶劣做法，更是让村一级的政治生态加倍恶化，积累社会矛盾。建房，作为村民最为重要的经济行为，恰好是其上下其手的最好机会。”该人士愤而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