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与教育平权

    年底将至，又到很多省市的2013年高考报名时间，而对于很多没有居住地户籍的考生父母来说，又到了一个头疼和纠结的时刻。改革开放之后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更多的新城市居民也衍生了庞大的“随迁子女”群体，由于高考制度改革和各地高考方式的差异化，这些学生难以再回到原籍地参加高考。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利益受损者难免要期待通过“异地高考”等制度化的改革来逐步摆脱困境。
    今年9月，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曾被人们寄予厚望。该文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年底前出台”。但年底已近在眼前，除了山东、黑龙江和安徽三省出台具体方案外，多数省份，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焦点城市的方案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虽然教育部表示最近将在京、沪、粤等地督促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升学考试方案，但这仍难以打消很多人心中的悲观。
    与此同时，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引发的一些新型社会矛盾也在异地高考争议中逐渐显现。据报道，一些京籍家长在互联网上表达不满，将主张异地高考的外地籍家长贬称为“异闹”，抗议外来者影响本地居民“正当权益”。《人民日报》近日也专门发表评论，既表示异地高考“势在必行”，又提醒如果“条件太宽、门槛太低、数量太大”，“流入地学生的利益可能受损”，呼吁实现“多方共赢”。
    事实上“共赢”很多时候是一种理想，大多数改革必然会损害一些群体的利益。教育资源本身是稀缺的，通过博弈和制度设计，只能实现权衡利弊，达到各方“最大公约数”的共赢，而不可能让所有人皆大欢喜。我们考虑的关键应该是，这些受影响的利益是否公正、合理。而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现状是，北、上、广等地集中了大量优质高校，这些虽然是得到一定当地支持但主要资金来自中央财政的高校，在招生录取方面却向本地考生大幅倾斜。有评论者将这种情况形容为这些大城市居民的“特权”，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更大的获取机会，这与高考制度的分省指标划拨有关，在更深层次上则是户籍制度以及其所代表的权利与福利获取资格的不均衡性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在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这些居民所拥有的额外机会就难免遭到质疑。
    从目前各地拟议的异地高考方案来看，目前这种不平等状况难以打破，异地高考改革只是治标，并不治本。已出台的几个省的异地高考方案，无一不设定了较严格的门槛，设定了父母必须连续数年缴纳社保等要求，这显然有利于经济条件更佳的家庭。这在本质上是让这些家庭从大城市已存在的额外教育利益中分一杯羹，挖走一块大城市本地居民已经在享受的“制度福利”蛋糕，也就难免遭遇抗议。借用“特权说”来形容就是：相比于彻底终结“特权”，实现完全平等，让一些外来者加入到享受“特权”的行列中，会让既有的享受者更加不满。
    但我们似乎也不必过度夸大“利益集团”的阻力而陷入绝对的悲观，这种摩擦是一个利益群体多元化的社会的正常现象，即便是在很多西方国家，当政府想要终结农民补贴等特殊群体的福利时，也会遭遇不失为激烈的抗议。对于改革决策来说，唯一要考虑的是这些声音代表了严肃合理的利益诉求，还主要是干扰的噪音。
    从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考入大学一直是较贫穷阶层子弟转变命运的契机，“鲤鱼跳龙门”能否成功往往意味着天壤之别，但借高考提升社会地位这一效用，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已不断递减，甚至变得不重要。“损有余而补不足”，才应该是改革的方向。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发展需要，大城市对外来人才的迫切需求，也在降低当地政府对放开异地高考的抵触。而且，放开异地高考对大学提高生源质量，进而提高自身声望也是有利的，最终也有利于教育部门的政绩。即使是从法律和政策上来讲完全必要的改革，也需要考虑激励机制问题，这些经济因素可能构成改革的动力。当然，要最终实现法律规定的受教育权平等，单靠利益激励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中央政府主导推出更完善的顶层设计。
    其实异地高考改革虽然一波三折，但真的只是中国走向普遍教育平权道路上的一小步。城市居民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的问题固然很重要，但相对而言，保障贫困民众子女接受基本义务教育更为重要，而且因为他们本身是弱势群体而更需要政府大力推动，无此便不能实现基本公共福利均等化。在高等教育阶段，除了不同学生的德性与禀赋外，家庭经济状况会对受教育权的获取产生更大影响，这在中西方各国莫不如是，因为除了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外，更稀缺的教育资源确实是要通过购买来排序，以价格来调节。但这种调节的前提是，这些权利的获取只能以经济实力为条件，而不能以身份、地域、阶层为条件，否则不仅会因不公正而激发不满，而且也不利于经济效率。
    19世纪，英国历史法学派的奠基人亨利·梅因曾把现代的法律发展史归结为“从身份到契约”，身份是一种先赋的隶属关系，无法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改变，在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逐渐被摒弃，否则会构成束缚。梅因说：“我们今日的社会和以前的社会之间存在的主要不同之点，乃在于契约在社会中所占范围的大小。”当年中国恢复高考是对身份制度的打破。今天通过异地高考改革来逐渐允许更多城市家庭通过证明自身经济实力以及对所在城市的贡献，来换取子女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契约，是对梅因说法的佐证。但归根到底，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破解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缩小受教育权的差距和提升教育公平程度，这将有利于中国的进一步经济转型和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