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重蹈重化工俱乐部“覆辙”

资深媒体人 苏琦

    放宽历史和现实的视界，就可发现，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事关中国自身的环境承载能力，也即“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丽的中国”，更事关中国的大国成长之路，也即中国能否真正实现和平崛起。
    不久之前，某能源巨头掌门人表示，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快速工业化进一步驱动了能源需求，如果我们不改变能源策略，中国真的会对全世界构成威胁，自身的经济增长也会受到限制。而实际上近年来关于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会加剧全球能源市场供给紧张的说法一直不绝于耳，如今从中国国有能源巨头掌门人口中说出，听来尤其令人警醒。
    事实上，在人们关于“中美即将到来的冲突”的各种版本中，中美能源战争尤其是中美石油战争一直是高概率预测之一。除了炒作的因素外，这种推导或多或少也有着其貌似合理的历史依据。
    此前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似乎无一不经历重化工阶段，而又似乎每一个重化工俱乐部的后来者都会搅动既有的世界政经格局，直至以战争收场。作为第一批重化工俱乐部的成员，英国靠海内外资源的共同支撑完成了重化工阶段，而美国则主要靠自身的资源，及至德国欲效仿英国模式通过开拓海外资源地助力自身重化工进程时，便与英国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进而导致一战的爆发。
    德国自身有着较雄厚的资源禀赋，为完成重化工进程尚且需要围绕资源与能源“开疆裂土”，国土狭小的日本在上世纪30年代前进入重化工阶段时所面临的资源饥渴症与扩张欲就可想而知了。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主要是走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道路，以人力来弥补资本与资源的不足，其工业的竞争力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纺织业。如日本学者杉原熏在分析二战前国际经济格局时所言：“只要东亚不想对既有的国际劳动分工秩序提出挑战，西方人占据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技术领域，而东亚则侧重于劳动密集型技术，这种互补模式会非常有效。”
    但当在西方眼里一度是东亚现代化“优等生”的日本于30年代提出了重化工领域的工业化以后，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资源供应。仅仅中国东北和朝鲜是不够的——虽然仅此一端已经导致了与苏联的巨大战略地缘利益冲突——日本还需要“英属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锌、英属马来西亚的橡胶、美洲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等等。如此一来，与英美的冲突也无可避免。从某种意义上讲，二战之东亚战区所上演的实为能源争夺战。
    二战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国际政经格局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美国和前苏联在资本和资源密集型技术领域的迅猛发展和竞争。这两个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能利用自身丰富的能源资源来加强各自的技术和军事实力。比如苏联自身就有着雄厚的资源禀赋，以其石油为例，能在保障自身重化工需求的同时，还能外销至国际市场。否则，所谓冷战，早就会因资源和能源的争夺变成热战了。
    此一冷战体制在东亚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日本。比人们所常提及的朝鲜或越南军需更重要的是，冷战的出现导致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环境，美国开始改变对日本经济发展的态度。从1950年代起，美国逐渐视日本为保卫和扩大“自由世界”在东亚利益的一个堡垒，为此必须使其经济发展也堪当此任，日本因而获准全面引进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但资源的束缚依然存在，并且经过二战的沉痛教训日本也意识到资源密集型工业对于日本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内外因素叠加之下，日本走上了一条资本密集型加资源节约型的工业化道路，表现在重点产业的选择上，如家电、汽车等，即为既不是过分资源密集型的，也不是过分劳动力密集型的，而强调在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化道路之间走一条以技术为导向的精细化工业路线。此一路线后来又因“尼克松冲击”和中东石油危机而更形强化。
    及至冷战后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亦成为美苏对抗的受益者。面对前苏联在阿富汗、越南和非洲之角索马里等地的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决定接受在中国不改变其政治制度的情形下将其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由此，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加上日本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发展模式“珠玉在前”，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走过了一条以劳动密集型加出口导向型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道路，充分收获了全球化红利。
    目前中国正处于重化工阶段中期，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自身的资源足以支撑重化工的前半段，但近年来能源和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其中石油进口量占消费总量的比重已超过50%。
    在此情形下，中国近年来加大了对国际资源和能源市场利用的力度，国字号央企的活动半径日益宽广。由此，中国能源威胁论开始甚嚣尘上，甚至有说法认为，中国是在以自身的人力加亚非拉“穷哥们儿”的资源能源来为欧美资本家“打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欧美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不振，促使中国反思自身发展模式，可谓不幸中的幸事。
    近来，北美能源独立亦成为学界与业界热议的话题。中国学者中有人倾向于认为，正是北美能源独立导致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中东石油，因此不用再在中东地区牵扯太多精力，进而可以“腾出手”来围堵中国，这也就是美国“重返亚太”的由来。
    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笔者看来，美国能源独立对中国最大的挑战反而不在于美国战略重心从中东到亚太的转移，而更在于其更能占据“道义”制高点。
    首先，美国对页岩油气等非传统能源的早着先鞭，加之近来着力以服务贸易立国，其挥别传统能源密集型发展道路的意图非常明显，由此带来的发展模式“优越性”所带来的挑战不容小觑；其次，对全球能源市场依赖度的降低，也意味着美国对其眼中所谓“无赖”或“失败”国家的容忍度会降低，进而会再度高举人权、良政等旗帜来提升自身的国际道义形象；由此进一步隐含的命题是，在美国维持国际能源秩序意愿降低的情势下，中国能否分摊甚至大幅提升自身维持国际能源秩序的“护场费”？
    因此，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来看，中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对自己不重蹈重化工俱乐部后来者的“覆辙”的深厚期许。如何在此基础上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能效的提高来进一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从而走出一条介于资源密集型与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之间的发展道路，值得一代中国人上下求索。